15 翻译（第3/6页）

“美国终于道歉了。”

美方机组成员乘坐包机飞往关岛之后，大部分的美国报纸都报道说，新总统巧妙地处理了此次事件，反映了他的灵活性。分析家们同时注意到，主导政府的声音似乎来自柯林·鲍威尔，而非国防部长唐纳德·纳姆斯菲尔德。这被看成是一个标志：乔治。布什总统的外交政策将由温和派而非强硬派所主导。

《波士顿环球报》发表了两篇报道，内容是关于一般中国人对此事的反应。第一篇报道由英迪拉·拉克什曼主笔，她是报社亚洲分社的总编，分社总部位于香港，但现在她已经飞往北京报道此次事件。信函发表的当天夜里，她走进了北京城，给人们看官方的信件——美国使馆翻译版本。她有一个中国助手替她翻译人们的回应。拉克拉曼的报道部分内容如下：

过去29年里，政府在人民之间培养爱国主义情感，以此替代逐渐衰落的共产主义思想。年轻的居民们盲目地吸收了这种由政府煽动的爱国主义情绪。年老的居民们则充满怀念地回忆起新中国创立者毛泽东的统治……吴国英（音译）是一个45岁的下岗工人，他大声怒吼：“看看现在这些懦弱的领导人！先是在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被炸了。然后我们的飞机又被撞了。他们能做些什么？如果由我决定，我就把那24个美国机组成员埋到地里，把他们那架间谍机藏起来，美国人来问的时候，我就说：‘什么飞机？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同一天夜里，我做了《波士顿环球报》关于此事的第二篇报道。我独自去了雅宝路那间我常去的饺子馆，叫了晚饭，和那里的人们聊天。我没有把那封美国人写的信带去。我的报道部分内容如下：

“我们应该向美国发动进攻。”24岁的餐馆老板高明（音译）听到信函发布的消息后说。

不过，当我问起这样报复的理由是什么时，他的回答就很含糊。不到一分钟，他说话就变得模棱两可了。“这是政府之间的问题。”他耸耸肩：“美国人挺好的，这点就跟中国人一样。但美国政府就很傲慢——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迟才肯道歉？”

很多中国的市民就像高明一样，从国营媒体、网络和人们口中的流言里得到常常矛盾的各种信息，对此次事件做出回应时，人们的疑问就和意见一样多。

人们起初的反应一般都是愤怒而明确的，特别是面对国外媒体记者的时候；但如果花更长一点的时间和他们讨论，就能听出他们的失望和无能为力感……

在此次关于撞机的舌战结束后，我把两篇报道都看了一遍，决定不再写报纸的新闻报道了。

作为一个日报记者，我的表现总是很糟糕。我做事情很慢；我惧怕截稿时间的到来；我没能打点好关系。我只知道三个叫Wang Wei的人。我的报道里引用每个人的话：出租车司机、服务员小姐、朋友；而一个好的记者就不会这么做。我在各种餐馆里花了很多时间。我逃避参加记者招待会。我不喜欢打电话——对一个新手记者来说，这是致命的恐惧症。我尤其讨厌的是深夜里还要强打精神打电话给美国的学者，好让我引用他们的话，让他们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评论几句。我已经知道中国正在发生的事了：普通人正在睡觉。

我没有一个记者的基本装备：没有办公室，没有传真机，没有助手，没有司机，没有剪报员。

我的正式职务是主管《波士顿环球报》北京办事处，不过这办事处其实只存在于几张文件中——假的。我有一张记者证，证上面拼错了我报社的名字（Boston Globe成了Boston Global）；一个官方印章（这个油墨印章用于正式的信函往来），一张办公处的登记卡，卡上宣称的办公地址已经被《华尔街日报》占领了。我在《华尔街日报》的朋友借我使用他们报社记者站的一间房，我一周去那儿几次拿我的信。我通常在家以外的地方工作，我的家在菊儿胡同一栋狭小的房子里，我住三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