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改变与逆转（第4/9页）

《同性恋研究》一书中没有比改变疗法这一点更具争议的了，其分歧持续了数十年。同性恋解放运动中的激进主义分子以及研究同性恋的社会科学家尖锐地批评说，这种理论是危险的、愚蠢的。就像作家贾尼斯·艾尔文后来评论的，“全书上下，他们都强调当同性恋没什么问题，但是他们知道如何纠正，只是怕我们不知道而已。”几乎同一时间，宗教保守派与右翼时事评论员都抓住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研究中对于男同或女同生活方式属于个人选择而非神的创造这一主张。在“先天与后天”的永恒争论之中，他们强调说缺乏遗传学的证据，并暗示不恰当的行为以及环境是成为同性恋的主要原因。福音派信徒通过祷告来“治愈”同性恋，把他们重新带回异性恋的正途，就和《圣经》以及如今像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这样的世俗论者对同性恋所做的一样。他们传递的信息十分清楚： 男同或女同是可以改变的，如果他们真心想要改变的话。

然而，即使是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老朋友以及追随者们都表示了质疑。曾经对《人类性反应》一书的成功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的《美国医学学会杂志》，如今表示对此保留意见。“作者陈述说同性恋是一个无法忘记的习得行为，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观点。”后来改名为“纽约医院”的康奈尔医学中心的劳伦斯·J·哈特勒医生宣称：“把一个长期以来都是同性恋的人在短短两周时间内改变成为异性恋，这对于我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另一个长期合作伙伴《花花公子》杂志也开始质疑他们的改变理论时，约翰逊没有了耐心。“在个人选择这件事上，我们并不是在决定哪一个对哪一个错。”在一次访谈中她厉声说道，并引出了一直以来的老调子，“顺便说一句，有些同性恋者并不希望自己是同性恋，这可不是什么新闻。”

然而在幕后，唯一真心相信改变理论的人只有比尔·马斯特斯。

在《与媒体节目》的节目上以及整个媒体见面会中，约翰逊尽职尽责地维护着《同性恋研究》，把它当作自己最珍贵的作品。但私下里，吉尼对于其中的方法和结果深感不安，甚至曾一度哭泣，认为自己与这项计划疏远了。数年之后，对于书中所声称的将男同改变为直男的方法，她显得一点也不确定。“有很多同性恋夫妻前来找我们——其中一些是女性，大多数是男性。”她说，“但我们从未说过，‘我们可以改变你。’”

关于这本书的骚动开始于10年之前，那时许多人相信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几乎可以改变所有人的性生活。当时还在纽约哥伦比亚长老会医学中心精神病科担任临床教授的亚历克斯·乐维医生转诊了一个20多岁的年轻男子给他们。这位年轻男性和自己的父亲一起工作，非常渴望组建自己的家庭，他的父亲是纽约服装行业杰出的富商。改变疗法有效了一段时间，但没有持续很久。“他结了婚，并有了自己的孩子。他可以正常地进行性生活。”乐维回忆说，“但是，就像其他明显是同性恋的人一样，他压根没有兴趣去维持这种成果。他完全可以继续这样下去，但是他还是回到了自己的同志生活。”尽管起初是成功的，这位年轻男子的最终结果让乐维得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结论。“(认为他可以被改变的想法)实在是太傻了，不过那个时候我们所有人都很傻。”乐维回忆说，“如果你和任何一个在该领域工作的人交谈，你就会知道，这些取向是非常强大的、固定的，很难去改变。”

马斯特斯推动改变/逆转理论的神秘原因，他的朋友、反对者，甚至约翰逊本人都很难理解。对于同性恋，比尔怀有一种深深的怨恨或者恐惧，他当然不会显露这一点。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他从来没有表露过二战后那一代人的自然偏见，从不会用和共产党一样的口吻对同性恋进行诽谤中伤。在1973年那场关于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去除这一美国精神病学会里程碑式的大讨论中，学会主席贾德·马穆请求马斯特斯就这一改革问题向其他人进行游说。作为一名科学家，马斯特斯的研究显示性取向可能有激素或者其他生物学原因。1971年，他和科罗德尼合著了一篇短小的论文，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该研究发现同性恋者的睾酮水平要比异性恋者低；雄性激素水平越低，患者的同性恋倾向就越强烈。不过，马斯特斯相信性取向是由一个人成长过程中接触到的多种因素所决定的。他认为病人关于自己性身份的快感是最主要的，是相应地以其行为为基础的，正像他做外科医生时曾经为女性患者改造的人工阴道。科罗德尼一直认为，改变疗法是马斯特斯对病人同情之心的直接结果，而不是为了证明某个观点的什么宏伟计划。“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们，带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在绝望之中联系了他们，因为除此之外他们别无去处。”科罗德尼回忆说，“于是他们从内心深处回应着各种诉求，努力地寻找有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