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改变与逆转（第2/9页）

“对于你的问题回答是，他们之中有一部分人在前来寻求帮助的时候就已经结婚了——这样的人大约占到2/3。”马斯特斯解释说，“在那些治疗成功的人之中，有一些在之后结了婚。被视为非失败的案例在5年的随访过程中病人都反馈说治疗一直很有效果，令他们身心舒适，而且拥有异性性生活。”

意识到记者可能希望获得更多他们在改变病人中成功的证据，马斯特斯另外说道：“我们还会继续随访他们的情况。”对于他们所谓的改变以及“习得行为”是否可以被证实，美国人在这件事上也只能依靠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言论了。

“非常感谢，马斯特斯医生和约翰逊医生。”门罗最后说道，又一次重复着这个关于吉尼头衔的错误，“感谢你们参与今天的《与媒体见面》。”

电视节目很难真正评判《同性恋研究》。这本书一直被吹捧为一项涉及超过300名同性恋男女长达14年之久的里程碑式研究。当它终于在1979年春天问世的时候，他们的出版商声称这本450页的新书将“彻底改变人们目前对同性恋的看法”。马斯特斯将它称为“凳子的第三条腿”——他们在性爱研究领域出版的三部曲的顶点。他们之前的教科书主要关注异性结合，对于同性恋只是一笔带过。在同样的临床观察之下，这本新书将刻画出同性恋男女性行为的生理反应及性心理活动。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开始研究的时候，大多数美国人只是听说过同性恋的存在。“同性恋者”一词并不是一个日常用语，顶多只是地下酒吧以及秘密社交圈的一个暗语。在圣路易斯周围，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费尽周折才找到了一些同性恋者来参与合作。然而，当消息被媒体传开之后，有些人主动联系了诊所，愿意成为他们研究的志愿者。“在读了1970年12月《大西洋月刊》上的文章之后，我就开始确信，在职业追求过程中，你是真诚的，并非哗众取宠。”一位签了自己名字、声称自己表面上是异性恋其实尚未“出柜”的28岁印第安纳男子写道，“我相信，我会被归为同性恋者，尽管我从未被专业人士下过这样的诊断。”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又一次对那些深受性问题困扰的人们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作为一名医生，比尔似乎特别确信自己的疗法会在这些极具挑战性的病人身上发挥效果。“他会说，‘这都是些不幸福的男男女女——有时会深受同性恋这个问题的困扰。’”罗伯特·科罗德尼回忆说，“这群人极其想要做出某些改变，从而减轻自己的压力，让生活变得轻松一些，去除一些负担。”

在《同性恋研究》一书中，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将他们的发现适当地放在了社会环境之中。乔治城大学的生物伦理学家小H·特里斯特瑞姆·恩格尔哈特博士在其所写的序言中用一些近乎高贵的话语描绘了他们的发现，比如“可以让一个灵魂愉快而充满爱地触及另一个灵魂的身体框架。”恩格尔哈特强调了西方文化的表里不一，并且提出为什么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以及《会饮篇》中所描绘的古代希腊人可以“将同性恋描绘成爱与性的典范，(然而)英国法律却把它视为一种罪恶，人们甚至都不能提及它的名字。”他想知道影响了这么大一个群体的同性恋为什么会被“蔑视、谴责以及虐待”。

尽管有些古代人把同性关系看作是良性的，但基督教在欧洲的传播让人们开始无法忍受那些超越生殖性生活以及婚姻标准的东西。对于那些害怕失去不朽灵魂的人来说，圣奥古斯丁警告说“在所有这些罪恶之中——归于色欲的罪恶——违反自然是最坏的事。”全球的宗教和社会都禁止鸡奸、娘娘腔以及其他“非自然”的行为，要求对此进行体罚、肢解甚至处死。虽然如此，文明史的榜单上却有好几个人被认为是同性恋者，包括苏格拉底、尤里乌斯·恺撒、亚历山大大帝、米开朗琪罗、列奥纳多·达·芬奇以及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20世纪之前，理论家们一直在争论基因、家庭环境、激素、出生顺序(或者这几个因素的结合)是否会决定一个人的性取向。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关于“反演”的理论中提出所有人生来都是双性恋，孩童发展时期的那些生物学及环境因素决定了其成年之后的信仰。在精神病学家理查德·冯·克拉夫艾宾看来，同性恋是被误导的性爱形式之一，其他还包括性虐待狂、受虐狂，以及盲目崇拜。同性恋数年以来一直都被贴以精神疾病的标签，和精神病、妄想症以及其他异常行为混杂在一起，直到1973年，美国精神病学会才将这种性取向从其《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