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代用者（第2/4页）

20世纪60年代晚期，罗伯特·科罗德尼在一次陪同马斯特斯参加学校里的医学伦理讨论会时得知了这个秘密。马斯特斯被安排就他们一直未发表的疗法进行发言，就像他经常在医生中推广性教育一样。在去教室的时候，科罗德尼提议马斯特斯可以提一提关于使用女性代用者的伦理问题。

马斯特斯打断了他。“我并不打算说那些。”他回答说，“这不是我想谈论的事。别打听这方面的事。”

那个时候科罗德尼和马斯特斯及约翰逊只共事了几个月时间，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提议有多敏感。生殖生物研究基金会的托管人对于代用者的事也知之甚少。当时董事会的律师托里·福斯特说，在最初的11年研究期间，他和其他托管人都没有被告知相关事宜。“他(马斯特斯)让我们觉得他在进行某些秘密的事，这些都是非常合法的，但对于细节，我们完全不知道。”福斯特解释说，“我从没考虑过他所作研究的合法性。在董事会上，我从没觉得比尔对我们坦诚相待。毫无疑问，我们是一个‘橡皮图章’董事会。对于比尔所做的事，我们并没有太多质疑。我们就是一个遂他所愿的董事会。”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毫无私心地将他们的性代用者赞誉为“夜里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她们绝大多数是当地的白种女性，经济及教育背景各不相同，年龄从24岁到43岁不等。那个时候，约翰逊解释说：“她们都拥有的一个共同身份——女人——是她们性身份中最大的价值和极大的快乐。”有一半的代用者在之前的人类性反应研究中有所参与；另一半则是志愿参加这项任务。13个代用者中除了其中两名，其他人都已嫁作人妇，并且有3/4的人是至少一个孩子的母亲。虽然有些人只有高中文凭或者只上过秘书培训课程，但还是有一半以上拥有大学文凭甚至研究生学历。据马斯特斯自己回忆，他最中意的代用者是一位对该角色“真正好奇”的女医生。在3年时间里，她志愿参加了好几次，“为她自己同时也为我们”评估该项目。约翰逊天真地说起另一位代用者——她用“玛丽”称呼这名护士——此人在早期的研究中曾经做过志愿者。作为一名性虐待受害者，玛丽一直都对马斯特斯感激在怀，他曾经用微创妇科修复手术治愈了她受伤的组织。“她愿意为我们做任何事——确切来说是为比尔。”有着同样惨痛经历的人不单单玛丽一个。好几位代用者有过“被直系亲属性伤害的经历”。有3位代理人自己就嫁给了有性功能障碍的男性，其中一位的丈夫曾经自杀过，另一位则成了酒鬼。

代用者作为治疗团队的一部分与他们一起工作，对男性性反应的方方面面都作好了准备，包括心理方面的考虑。对于表现的恐惧、做爱期间情感分离式的“旁观”，以及性功能障碍毁灭性的影响都会事先经过讨论，与此同时，让“一个焦虑而紧张的男人在交流与躯体方面同时放松”的技巧也是需要探究的问题。每一个代用者都会熟悉对应病人的病史及性问题的相关基本信息，但不包括他的姓名以及其他身份信息。他们会在饭店见第一面，目的是让双方能够更舒服地相处。在餐桌上，病人了解了代用者的相貌、穿衣品位、行为习惯以及交流方式。超过2/3的男病人患有性无能或其他性心理障碍，并因此失去了从前的伴侣。但由于代用者在协助他们康复的过程中技巧卓越，其成功率远比起初预期的好。

尽管谈及了男女双方的平等性，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并没有给女性提供代用伴侣。他们争辩说，不但美国社会尚未准备好，女性自己也没准备好。在11年中，只有3位未婚女性前来门诊寻求治疗。她们来的时候都有“替代伴侣”，即关系至少维持了6个月以上的男性。“拒绝为性无法满足的女性提供代用伴侣，而为功能障碍的男性提供女性代用伴侣，这似乎意味着临床治疗中的双重标准；但事情绝非如此。”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坚称。他们竞相为这种双重标准做解释。他们坚持说，男性患者将代用者服务视为同治疗其他形式的身体障碍相似的一剂处方，就像是街坊杂货店里售卖的瓶装万能药。但对于女人，这样的功利主义让人无法接受。“成长于美国社会，遇到性问题的女人首先需要的是一个让她可以被‘允许’用来评价自己性功能情况的相对有意义的情侣关系。”在指定的两周期间内建立一个“有意义的关系”显然“困难重重”，这就是表面上为什么诊所禁止男性代用者的原因。这是比尔·马斯特斯在当时尚未准备好要承担的风险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