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性爱疗法(第2/5页)

第二天,科罗德尼穿上门诊治疗师的白大褂,和约翰逊一起接诊了一对患有严重性问题的夫妇。科罗德尼,小心谨慎得就跟小偷一样,努力掩藏着自己的不安。让他大为惊讶的是,这对夫妇一点也没有失望的表现。“我被震惊了!”

1969年在华盛顿大学获得医学学位之后,科罗德尼继续去哈佛完成实习和住院医师培训,打算将来回到圣路易斯和马斯特斯与约翰逊一起长期共事。私下里,马斯特斯暗示,科罗德尼有一天可能接替他的位置,虽然其他人都想引导这位年轻医生去别的地方。“医学院的一位导师告诉我,‘你是在抛弃自己的医学生涯。’”他回忆说,“在1969年时,这(性爱治疗)被看作是轻浮的,甚至是窥阴式的领域,正经人都不会涉足。”同事们脑中浮现出的关于性爱门诊的想象,其实只是无聊的现实。“性爱治疗并不是看别人脱衣服或者一起做爱,”他解释说,“我只是在为患有性爱障碍的人治病,为他们提供咨询。”

除了对马斯特斯与约翰逊所负使命的理想主义憧憬外,20多岁的内分泌医生科罗德尼还拥有足够的天赋和奉献精神,这使得他在临床上前程远大。“科罗德尼医生基本上是注定的继承人,”后来和丈夫一起在那儿接受培训的黛拉·菲茨杰拉德说,“他帮助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扩大了他们的成就。他真的是一本活动的百科全书,关注着人类性爱的方方面面。”在全职的员工小团队里,科罗德尼是个特例,因为他同时拥有顶级医学院的医学学位和培训经历。“去那儿的人——社工、护士——其中一些是医生,但绝大多数人是没有学位的。”拥有杜克大学博士学位的临床心理学家、20世纪70年代在诊所工作过4年时间的罗斯·博亚尔斯基说,“比尔当然非常喜欢鲍勃,对他非常的信任。”马斯特斯对这位跨领域同事的赞美言论巧妙地掩盖了一个非常尖锐的现实——他们尚未出版的性爱疗法对大部分内科医生来说还不够有权威性。很多医生都将“性学”看成潜在的灾难。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虽然最终举行了研讨会来回顾他们的工作,从国内各个地区邀请了一批顶尖的精神病学专家和心理医生,但在治疗的最初阶段,只有一些很乐观的年轻医生,比如科罗德尼;或是有某些缺陷的执业医师,例如理查德·施皮茨参与了定期检查。狄克·施皮茨[1]——这位儿科医生,同时也是牧师——的诊断能力因为酗酒问题而大受影响。

施皮茨本是位高大、风度翩翩、诊断能力很强的医生。但是约翰逊对酗酒的合作者一直抱有负面态度,马斯特斯也对他违背了一项不成文规定感到较为不满。在任职期间,施皮茨与梅·比格斯相爱,她是位有社会学学位的金发护士,几乎算得上是诊所里除约翰逊以外最有可能成为女医师的人。除了自己与约翰逊外,马斯特斯无法忍受他的诊所里有其他的恋爱关系。20世纪60年代后期,马斯特斯听到了很多这位阿尔弗雷德·金赛旧同事的绯闻,甚至包括换妻和双性事件,他觉得这样发展下去势必会毁掉诊所。他们的双重疗法就是让男女职员共同依赖专业的合作。“他和那些即将成为员工的新人都会进行一场严肃的私下劝诫式对话,基本上会提到,‘我不会干涉你们的私人生活,但你们在办公室的一切都与我有关,我不允许任何人损害你们的名誉,’”科罗德尼回忆道,他跟其他人一样,对这种双重标准很是敏感。诊所中严厉的管理员旺达·鲍恩在管理同事关系时执行“绝不固定”的原则。鲍恩说:“他们应该轮流合作,不可以有长期的搭配。即使是约翰逊和马斯特斯医生都会与其他人员合作。”施皮茨和比格斯作为同组人员一起工作,但他们的关系很快因为施皮茨的健康原因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