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社发展出了新事物：政治。（第8/11页）

但这个女人几乎是转眼就没了踪影，安妮记起来要保持体面，于是她就又变回腼腆羞怯的小姑娘了，就连坐的时候，用的都是三岁小孩——这个八十五岁的老太——憨态可掬的呆样，那姿势在无声地说，哦，我是多么娇柔的小东西，这么可爱……

我感觉安妮很认真地考虑琢磨过什么能告诉我们，什么不能告诉我们，而且她的故事总是被认真编辑过的。

但是有的时候事实会一闪而过：广告里的一句台词，或者流行歌里的一句歌词，然后她就容光焕发——小值夜护士，他这样唤我，那天她这样低声呢喃；然后，她记起我还在场，朝我微微一笑，半是害怕，半是得意。是的，值夜护士——哎，我喜欢坐在这里，记得我的人生的确美好。

开车回家的路上，我看到人行道上有一帮老太太，都戴着帽子，围着围巾，以抵御傍晚的春寒。她们刚坐大巴从哈特菲尔德回来，是教堂组织的郊游。她们中有伊莉莎·贝茨。小老太太们，叽叽喳喳地聊着天。瞧不起莫迪的这伙人。教区牧师也在，身边是几个女助手。伊莉莎的朋友们扶着她。我意识到在她们眼里，她身体虚弱，而且越来越虚弱。我给薇拉打电话；她说：“她最后一个亲戚去世了，她最好的朋友嫁了人搬走了，她这样也不意外吧……”

我又看到了莫迪，在刺眼的春光下，拖着步子困难地走着，气喘吁吁。脸色是鲜亮的黄，那种看上去像是涂了颜料的模样。我不需要打电话给薇拉问情况了。

三周结束，我决定，简单说吧，少工作一点。他们喜欢我的《女帽工》。他们喜欢我的《时尚变化》。

我将只做兼职，他们得找个新主编。我想要享受生活，放慢节奏……

乔姬姐姐打电话来，她现在都是这个口气，小心翼翼地、态度含糊地，查验一下她不负责的妹妹。我讲话未加思索，说了我以后不做全职了，不出两分钟，吉尔就打来了电话。

“简姨，”她喘着粗气，“不是真的吧，不可能吧。”

我沉默着，沉默了太久。

她哭起来。“简姨，你答应了的。”

我答应了？我做出了承诺？

我好好考虑了一番，给她写了信，鼓励她在即将到来的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让她知道成绩以后就来找我。我几乎可以听到乔姬姐姐从北极吹来的冷气，冰冷，责难：真是的，简娜，你除了自己，从来不为别人考虑吗？

又是乔伊丝：

她说：“我这些天一直在打扫和整理我们的新公寓，我刚把厨房擦洗干净，然后我想到了你。”

“那么，新公寓怎么样，美国怎么样，在大学的生活怎么样，当师母当得怎么样？”

“我想我要去当顾问。”

“去哪个委员会[13]当？”

“不是，是咨询顾问，我去给人出主意。”

“给谁？”

“那些需要别人帮忙出主意的人啊。”

“代表谁？”

“那些知道答案的人。”

“很显然人家不会少你薪水？”

“足够的薪水。这钱好赚。但其实真应该你来干，简娜。提供建议你比我强。”

“我从来没提供过建议。”

“长篇社会学方向的学术论文不是建议是什么？”

“你丈夫喜欢美国吗？”

“他正在适应。”

“你那两个充满活力的孩子呢？”

“他们在适应，和同龄孩子们和谐相处。”

“那你呢，乔伊丝？”

“有可能我太老或者太顽固了，适应不了。”

“哦，这是不是说你要回来？”

“我可没这么说，简娜。”

“我明白了。”

“我就知道你会明白。”

“嗯，我想你。”

“我想你。”

“再见。”

“再见。”

喏，这一年就是这样了。就像弗吉尼亚·伍尔夫说的，这是此时此刻。这是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