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于青春（第51/61页）

而了解内情的人，依然清楚专案组进退失据的难堪。因为他们回来和大家闲扯的时候，再也谈不出什么新情况了。

“这小子，要在旧社会准是个‘瘾君子’，审他的时候居然跟我们要烟抽。”

多数只能谈谈这些“当日新闻”，而对我来说，却能从这些关于小祥的只言片语中，想象到他此时的苦闷。孔局长大概也明白专案组的难处，所以很宽限，并不催着结案，就在这时候，发生了那件震惊世界的事——九月十一日，北京传来噩耗：毛主席在两天前逝世了。

主席的万岁之日偏偏出在了震灾期间，国难加国丧，祸不单行。为了减轻北京治安方面的压力，市局决定九月十五日从北京监狱转送七百名犯人和一部分“劳教”人员到清河来，除了要求清河农场务必做好接收工作外，市局还下了死命令：在毛主席治丧期间，不准一个犯人逃回北京。非常时期，如有胆敢闹监、逃跑和进行反改造活动的犯人，要不惜用最严厉的手段加以制裁！孔局长在长途电话里向局党委立了军令状，工作队的归期一下子变得杳然了。大家每天分组下去摸情况，和各分场一起订措施、抓落实，忙得不可开交，小祥的专案在无形中被搁置一边，难得再听到他的消息了。

仅仅是那次，在一分场汇报犯人对主席逝世的一些反应时，他们谈到了小祥。

“他听到消息的时候倒是流了眼泪，这几天没怎么说话，后来跟看守的干部要黑箍戴，没给他，今天早上发现他把褥子上的黑布撕下一条戴在胳膊上了。值班干部批评他这是破坏公物，可一看反正也撕下来了，也就让他戴了。”

孔局长没说话，洪场长说了句：“情有可原。”沉吟一下，赔着几分小心地又对一分场的人说道：“你们今天是汇报犯人的情况，顺带讲讲他的表现也不是不可以，但最好不要真的把他当犯人对待，他不是犯人。过几天看看能不能给他找个棚子住，那间反省号长期住人不安全，人也受不了。”

一分场的场长点头称是：“对对，那房子没窗户，人在里面待一会儿就是一身汗，可我们那儿防震棚又紧张得不行，现在只好每天让他擦一次澡，就是没换洗的衣服，他家没人送。”

洪场长点点头说：“我们找人送吧。”

散了会，洪场长让我去找一下小祥的邻居，他们有小祥家的门钥匙，让我到他家拿出几件衣服来托顺路的人带到一分场去。

嘿！这岂不是个难得的机会，我干吗不自己去？

第二天恰巧是星期天，我从小祥家取出几件干净衣服，借了辆自行车，谁也没告诉，一个人往一分场来了。以后要是有人问起，我可以说，没找到顺路的人。

一分场监区的围墙不像八分场塌得那么厉害，除了少数地段还搭着脚手架外，大部分墙体都已修复。在监区门口，我碰上了一分场直属队干部刘成德。主席逝世后，管教干部都发了枪，刘成德瘦巴巴的身子上也别了一支老式的美国撸子。他听到我是给小祥送衣服来的，便极其热情地把我领到一间办公室，引见给值班干部。值班干部见我是工作队的，不敢怠慢，说一声稍候，便拿上钥匙奔反省号去了。

我稀里糊涂不知等了多久，说不清为什么心情紧张，刘成德在一边和我说了些什么，我答了些什么，都记不清了。屋门被人拉开时，我站了起来，慌慌张张打翻了一条凳子，听见值班干部高腔大嗓地说了句：“看见没有，给你送衣服来啦！”我知道小祥已经站在我面前了。

他穿着上白下蓝的警服，领子上还残留着缝领章的红线头，胳膊上系着从褥子上撕下来的黑布条，裤子上尽是土；上衣被汗水沤得发暗，衬着苍白的脸，脸很瘦，下巴显眼地尖出来了；不知谁给他剪了个小寸头，显得土里土气。他一看见我就愣住了，没想到送衣服的是我。对他来说，他一定觉得和我，和他姥姥，已经分开整整一个世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