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于青春（第50/61页）

我未置可否地笑笑，却有些疑心：怎么叫原来呢？我随口问：“你消息倒灵通。”

“我那天到你们院樊书记家去了，你们所长正跟他说这事呢。咳，要我说，当那个芝麻官有什么意思，别人眼热，自己又辛苦，受洋罪。”

“我们哪个所长？”

“姓罗吧，我记不清了。嘿，你提防点，可不怎么地道。”

“怎么不地道？”

“胡说八道呗，说你这人工作还行，就是作风上……咳，你甭听他的。”

我认真了：“他说什么？”

表姐到底是快人快语：“说你地震那年在劳改场和一个犯人有过不正常关系，说你们公安局好多人都知道这件事，你就是因为这个才要考大学离开公安局的。我心说了，这都是哪辈子的陈芝麻烂谷子呀，再说‘四人帮’时期的犯人，也未准都是坏人呀。那姓罗的一走，我就和樊书记说了，我说我了解你，作风没问题！”

我压抑着胸中的愤怒，竭力平静地问：“樊书记怎么说？”

“咳，老头儿么，死框框，说要是真有那个问题倒真该慎重了，特别是女同志，不提拔则已，一提拔，什么话都来了，群众对作风方面的事最感兴趣。要提就索性提那种一点辫子没有的，也是爱护本人嘛。我心说了，女同志怎么啦，女的就活该倒霉？怪不得刘晓庆说了，做人难，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我也想开了，女子无才便是德，不声不响待着算了，只要别干缺德事儿，完了。”

见我沉默不语，她及时转开话题：“哎，你回去见着继平，就说我骂他了。前两天他姐夫求他帮忙买两张去广州的车票，他居然开口要十块钱手续费，他姐夫还以为他开玩笑呢，谁知道他竟是真的。这小子怎么回事，也真张得开嘴，要不认识嘛让他宰一刀也认了，可自己一家人，都挺熟的，你说给还是不给呀，甭说他收钱的，我这拿钱的都脸热。我们长年跑野外，不是没钱当这个冤大头，去年我们还捐了一千块修长城呢，不信你看去，将来那砖上有我们孩子的名儿。”

护士叫她孩子的名儿了，她这才住了口，匆匆道别领着孩子进去了。我心绪暗淡地离开医院。

肖科长一点没说错，即便是造谣，你都没个分辩的机会，你能怎么着，还能到樊书记家解释一通去？那岂不滑稽，岂不“越描越黑”？

这种拿风当雨的勾当，姓罗的能在领导的家里干，在所里未必不会。他张着嘴巴说，别人伸着耳朵听，既不会有人跑来找你问究竟，你也就无从洗白辩诬，无论真伪，舆论反正是造成了。

尽管我们大家，也包括他，都经历过舆论可以杀人的时代，都看到过在愚昧中留下的淡淡血痕；尽管那血痕已被如水的岁月洗刷，但现实中仍然有某些硬邦邦的东西，要不时地触痛你的伤疤。

它常常提醒我想起和小祥最后的那段日子。

那时候，总场抽了几个干部，加上工作队的一位老同志，组成了陆小祥专案组，组的阵容相当不小，专案却搞得毫无声色。在给市委写信的问题上，小祥不但不肯认错，反而常常把审案子的问得没话说。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在这件事上对他含糊责骂几句是可以的，一认真追究罪名，反倒成了“莫须有”。问题是专案既成，又不能不查出几件足以“服天下”的行状来了结，所以根据孔局长的意见，只好采取“歪打正着”的办法，从其他方面找岔子了。于是从尿布时代查起，几乎连上小学时打了教室的一块玻璃这类恶作剧也不肯放过。如此种种，全是鸡毛蒜皮，但集中得多了，似乎确实有了一点“舆论”的味道。轻信和盲从作为当时的一个时代性格，使得许多过去对小祥比较熟悉的人，都禁不住懵懵懂懂地疑心自己以前是不是被他的迷人的外表蒙蔽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