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于青春（第45/61页）

所以即便“常恨此身非我有”，也不能“何时忘却营营”了。

偏偏这个时候，我得了肺结核，肺结核是富贵病，好治，问题是谁还会提拔一个肺痨鬼当副所长？

继平比我更着急，“干脆，”他说：“就别让你们单位里知道，我给你找个地方治去，反正你们也不坐班，无非是自个儿花药费而已，现在的肺病有个二三百块钱包你拿下来，可你要是提不上去，每个月都得少好几十块呢，咱可别冒那份傻气，为了芝麻丢了西瓜。”

我厌恶继平的商人嘴脸，可这主意并不坏。

人逢此时，就免不了要感慨青春的早逝了，青春与强健的体魄同在。我多么羡慕二十岁的时候，清河的蚊虫酷暑，风餐露宿，吃生吃冷，把很多男同志都拖垮了，可我居然没病。

工作队里的病号越来越多，甚至连一向以军人体魄自居又特别善于保养的孔局长也拉了稀。到清河已经整整一个月了，我从八分场回来后，各摊儿工作都已开始着手扫尾，看来归期将近。大家都是在地震当天匆忙拉出来的，跟家里都不曾打个招呼，无不盼着早点回去。我呢，也想念爸爸妈妈，不知现在北京的人们是否还睡在街上；还有小祥的工作，最好也能早点回去替他活动。

在我们去孩儿河游泳的那天晚上，小祥姥姥的心脏病猝然发作，被送到总场医院输了一天一夜的葡萄糖，因为医院的病床太紧张，所以第三天便让小祥接回家去将养。肖科长代表工作队领导专门到家里探望了一次，同时以照顾为由，顺理成章地通知小祥即日起回分局上班。

我们就此分开了，虽然还都在总场这个大范围内，接触的机会却极少，他只是借着偶然的工作之便来工作队看过我一次。当着众人耳目，我们也只能说几句无关紧要的话。我呢，为了避口舌，也一直没再到他家去。

重新分配给我的任务是我的本行——帮助场团委搞团支部重建工作，黄朝英的事则奉命全部交到另外几个同志手上。他们情况生，不接头，开始常来找我问根由，我记着孔局长的警告，自然出言谨慎。他们似乎也觉得这事有点古怪，茶前饭后免不了拿它当个话题。

“八分场也太不像话了，我们提出让黄朝英先在八分场做一次事迹报告，他们居然还不太积极，真是岂有此理。人家将来还要到全局、全市、甚至全国去作报告呢，八分场怎么能不组织一次！”

碰上这类大惊小怪，我只能说：“墙里开花墙外香，都这样儿，不做就算了。”

可他们觉得说不过去，硬是压着八分场组织了一场报告会。黄朝英上了台，倒是勉勉强强照稿子念下来了，可还没从台上走下来就哭开了。她这一哭，更搞得八分场上下左右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孔局长原先还准备搞一次全场性的报告会，知道这件事才算作罢，并且决定和局里联系，尽快把她送到北京去，好让人领她玩玩逛逛，调整一下心情，免得在全国的英模大会上出丑。

这天清晨天蒙蒙亮的时候，孔局长的帐篷旁边多了一辆满身风尘的吉普车，这时人们都还没有起床，谁也没看见来人的眉眼。开过早饭以后，从那帐篷里传出话来，叫包括肖科长在内的几个头头进去开会。什么会，没说，别人只知道开了整整一上午才散。午休的时候，突然把我给叫了进去。

帐篷里这时只有孔局长和那位神秘人物在座。从那人的年龄和气度上看，至少是个处级干部。他们让我坐下来后，孔局长突如其来地开了口：

“陆小祥给市委写了一封信，你知道不知道？”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儿，胸口狂跳起来，尽力镇定地说：“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