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部半 海外关系（第8/9页）

实际上舅公是第一个出现在我生活里的具有“小说感”的人物。有关他的一切都是被掐走一大半的断线，倏忽间飘来（而且看样子会突然间消失），连绵不辍的空格，现在时与过去时的奇妙重叠——闲来无事，我会有一搭没一搭地填上几个字，在心里。到后来，其实我也弄不清有哪些是根据家人的讲述和我亲眼所见拼贴而成的，有哪些纯粹是我的臆造，它们全都混杂在一起。1993年夏天，我躺在床上胡思乱想（鼻腔里仿佛充满六十年代太平洋上吹来的咸咸的海风），难道只是为了“编造”记忆，好在十七年之后完成一篇试图“拯救”记忆的作文吗？

时间再往前推七八年的样子，外婆到香港探过一次亲。前面的手续办得磕磕绊绊，通了半天路子外公和舅舅们也还是没能跟她一起去。外婆在上海的时候就是个路盲，她离开的那段日子里，全家人都担心她跑到香港去会不会走丢。外婆回家的日子比预定归程提早了整整两周，随身行李比去时多了一个大箱子。全家人都知道那是舅公一家采办的礼物，可都按捺住兴奋等着外婆一件件拿出来。运动鞋，牛仔裤，随身听，自动照相机，小小的金坠子，邓丽君刘文正的唱片……我拿到粉红色的运动套装，有米老鼠图案，穿上身就嫌小了。外婆摇摇头说，你舅公还以为你在念小学呢。

可我还是很兴奋，我喜欢一家大小围拢在一个箱子跟前等待答案揭晓时的其乐融融，失真得像个童话。礼物分发完毕，外婆才开始讲香港的生活，讲空荡荡的房子里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有多没劲，讲糟老头子一个人待惯了真是不好伺候啊。“他的儿子都有点怕他，我就只见到老二老三，也不常来……老大早就移民加拿大啦，也接他住过两天，就像我一样住不惯，急着逃回来。他说老二老三也在办移民，而他，总归是要一个人死在香港的。”

“不是还有个女儿吗？”我妈问。

“唉，他都不肯提她，后来毅林告诉我，二十出头就跟她男朋友跑啦。你舅舅看不惯那小子的做派，偏要棒打鸳鸯，好像还打过两巴掌的……唉，我知道他后悔了，可他犟着脖子不肯让毅林捎话给她。弄得孤家寡人一样……”

这番描述让我很失望。我早就在心里自作主张地替那个从未见过面的玉梨办好了港澳通行证，如今他们应该天天手拉手去隔壁茶楼撑台脚(6)才够浪漫呢，怎么还会孤家寡人呢？我有点替他惋惜，一辈子上过那么多岸，到最后还是哪里都没站住脚。当然，这比较符合我心目中悲剧人物的定义，适合写在小说里，感动我自己。

为什么没有香港的信呢？1993年的这个夏天，外婆念叨了很多次。这两年，香港来信的间隔确实越拉越长，信上的字越写越大，有时候就只有三五句，抱怨身上的病痛，或者发几句谁也看不懂的牢骚。外公说，那是因为舅公生了白内障，视力越来越糟糕的缘故。

但那时的家里已经有了新的兴奋点：由上海通往更广阔世界的路径已经越来越多，越来越宽敞。当舅舅们发现，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点七拐八弯的海外关系时，他们便不再天天追问外婆香港有没有来信，舅公会不会再来；他们像那时上海所有的年轻人一样，盘算的是如何用自己的脚走出去，让老婆孩子享受未来的“海外关系”。二舅是家里第一个出国的人，当他在日本一边读语言学校一边到面包店打工的时候，他并没想到，这样一待就是十几年。偶然，二舅寄回来的信中会提到舅公，感激他肯提供经济担保，还说担心他年纪毕竟大了，身边没人照顾，总也不是个办法。

这结局显然是一定的。母亲说，舅公最后一封信大概是1993年底来的，两行斗大的繁体字撑满整整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