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部半 海外关系（第7/9页）

香港算是个折中的落脚点吧，鹤棠一直这么想。不管他愿不愿意承认，上海确实离自己越来越远。自从爹爹去世以后，妹妹再没追着他寄钱；他先前还会尽力争取跑途经上海的航线，哪怕去妹妹住的虹口明华坊打个照面也好，这两年连这个心思也懒得动了——那里的航线几乎都停了。间或传来的消息愈来愈可怕，搞得鹤棠老是梦见妹夫一家关进黑洞洞的屋子里写检查。海外关系？好像这个词儿是妙发告诉他的，妙发还安慰他：“我们这样的赤贫，划个成分什么的大概算不上资产阶级，这样的‘海外关系’不会让你阿妹吃多少苦头的，你只不要再多事就好。”

好吧，鹤棠不再多事，十年前他从上海接到香港的老婆孩子似乎也早就转世为人。他们的广东话已经听不大出口音，熟练到让他插不进嘴的地步。每回在海上漂得久了，他就扳着指头计算归期，可是一回到“骑楼”里，他又坐立不安地想上船。香港人住的房子本来就小，他一回去就是凭空多出来一个外省人的样子，连家里人走路说话都显得不自然。老婆渐渐没有耐心跟他解释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在学堂里的表现，他只是依稀知道他们功课都不差，老大从念中学开始就说想去加拿大。鹤棠最不习惯的是，每个在骑楼醒来的日子都必须做一堆决定，是出门喝广东早茶还是在家里烧烧只有自己爱吃的咸泡饭，或者去哪个宁波同乡家攒一桌麻将。还是船上简单啊，他想。头上是天脚下是水，没旁的地方可去，也不会突然心里空下一大块，想想以后该怎么办。

四 1993年

舅公从不告诉我们“以后”的打算，就像他一直不乐意提“以前”的事。他似乎压根就没有计划可言，1983年那次就是住着住着突然杀回香港去的。十年过去了，他一共来过两次，每次都只是在信上略提一笔（尽管上海的电话普及率连年增长，舅公还是从来不动用长途），人就紧跟着来了，人与信几乎同时抵达。后面两次来，家里已经不那么大惊小怪，我只记得外婆一见他进门就盯着问：“这回应该能住上一个月吧？我给你裹猪油汤团吃。”

这确乎是一件大事，几乎可以看成是宁波人在上海的某种标明身份的集体仪式。那时，汤团之于我们，绝不是装在塑料袋里的文雅的速冻食品——后者强调的是“芝麻”，而我们念叨的却是“猪油”，那种用大块大块的肥膘熬成的板油。猪油汤团的整套工序耗时长久，需要一家大小的配合。家里的男人们先要从对门的老宁波窦家借来大石磨，通宵轮班将生糯米磨成水磨粉（那需要有经验的熟练工一边转磨一边不断加水，稍有偷懒后面的工序就进行不下去），再用两周时间盛在布袋里沥干水分，鼓捣成合用的水磨粉，最后将粉和上适量（到底怎样才算“适量”，反正我从来没搞清楚）清水，捏成长长的糯米条，掐成一段段当汤团皮；女人们将板油剥皮抽筋，用小石臼碾碎刚刚炒熟的芝麻，拌上绵白糖，三者合一，反复揉捏成“黑洋沙”。如此一步步跟下来，我每天都能根据鼻腔里充满的新鲜气味，判断汤团工程进行到哪个步骤，等到最后咬开那层薄薄糯糯的皮儿、舌头被墨墨黑的馅烫得起泡时，前面一个月的辛苦铺垫便在受伤的味蕾上一层层展开……宁波人都晓得“裹猪油汤团”是大阵势，舅公自然也是会心的。“哦，那当然要等到吃过两碗再走的。”他一边说，一边近乎腼腆地笑了。

人人都知道舅公又去看过玉梨，但谁也不敢在他面前提她的名字。这一年我刚直升大学，别人在高考的时候我吹着电扇躺在凉席上，几乎是报复性地一本接一本读张爱玲的小说，发泄满肚子的恶气——为了当一名全优生，我在高中里放弃了多少闲杂小说啊。我用《倾城之恋》的格局去套舅公的民国往事，在想象中给所有穿着阴丹士林蓝旗袍飘过的女子都取名玉梨：她应该有一刀齐的刘海，男人们次第离去时，天都是在下雨吧？一定是在下，这样，黑夜里，她就可以听着屋檐滴滴答答的水声，脸上露出白流苏那样的冷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