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兄弟帮（第2/5页）

在她的絮叨中，父亲发动了他那辆标致504。一听到发动机的声音，奥班比和我立刻冲出房间，但车子已经出了院门。他走了。

每当我想起我们的故事，想到从那天早晨开始，我们这从未分离过的一家人分开了，我真希望——即便过了二十年也是如此——他不曾离开，不曾收到那封调动通知。在那个通知到来之前，一切井然有序：父亲每天早晨出门上班，在露天市场摆摊卖生鲜食品的母亲照料我和我的五个兄弟姐妹。我们跟阿库雷大多数人家的孩子一样，得去上学。万物都顺其自然。我们很少回想过去。时光的流逝算不了什么。旱季的每一天，天空都飘浮着满载一团团灰尘的云朵，太阳很晚才下山。雨季的时候，好像有一只手在天空涂抹着朦胧的图案，大雨倾盆，雷电交加，一下就是六个月。因为这不变的、有序的节奏，没有哪一天特别值得回想。当下和可见的未来才重要。有时，未来的片段会在我眼前闪现，像火车机车沿着希望的铁轨驶来，煤在炉膛里熊熊燃烧，汽笛声如象鸣般响亮。有时，这些片段会在我的梦境中浮现，抑或混在我脑海中嗡嗡飞过的幻想中——我将成为飞行员，或者是尼日利亚总统，或者是大富翁，买得起直升机——因为未来在我们手中。未来是一块空白的画布，什么都有可能。然而，父亲调去约拉这件事改变了一切：时间、季节和过去变得重要了，我们对过去的渴望甚至超过了当下和未来。

从那天早晨起，他就住到了约拉。以前，放在绿色桌子上的电话机主要用来接父亲自幼结识的朋友巴约先生从加拿大打来的电话。现在，它成了我们和父亲之间唯一的纽带。母亲焦躁不安地等着他打电话过来，还在她房间的日历上标出父亲打电话的日子。要是哪天他没按约定打来，母亲在等待中——经常是一直等到深夜——耗尽了耐心，就会解开她裹身衣褶边的结，取出里面那张皱巴巴的纸，一遍又一遍地拨打她匆忙记下的电话号码，直到父亲接听为止。如果那时我们还醒着，我们会挤在她身边听父亲的声音，敦促她给父亲施压，让他把我们接到约拉去。但父亲总是断然拒绝。他一再重申，约拉局势不稳，经常发生大规模暴力事件，而且常常是针对我们伊博人的。我们还是不断要求，直到一九九六年三月血腥的宗派暴乱爆发。那一次，终于拿起听筒后，父亲在零星枪声的伴奏下告诉我们他是怎么从攻击他所在地区的暴徒手中死里逃生的，以及同他的寓所隔街相望的一户人家是怎么被屠杀的。“他们杀小孩就像杀鸡！”他特别强调了“小孩”。我们但凡还有脑子，就再也不敢提搬家的事。事情就是这样。

父亲每隔一个周末开着他的标志504轿车回来一次，路上要花十五个小时，到家时总是风尘仆仆，精疲力竭。我们盼望着那些星期六。家门口一响起喇叭声，我们就会冲出去开门，急着想知道他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点心或礼物。后来，我们慢慢习惯了几个星期才能看到他一次。在此期间，事情发生了变化。他原本身材魁梧，沉着稳重，如今却逐渐萎缩干瘪。他原本奉行镇静、服从、学习和雷打不动的午睡，我们已习惯成自然，如今这套规矩却逐渐废弛了。以前我们觉得他眼神锐利，能看到我们背着他犯下的最细小的错误，现在他的眼睛却覆上了一层薄雾。到了第三个月头上，他那经常挥舞警示之鞭的长长的手臂突然像疲惫的树枝一样折断了。然后我们就脱了缰。

我们抛下书本，开始探索我们熟悉的世界之外那个神圣的世界。我们奓着胆子去了市立足球场。我们那条街上的大多数男孩每天下午都在那儿踢球。但他们像狼群一样排外。我们只认识他们当中的卡约德，他就住在离我们家几条街的地方，但这些男孩熟悉我们家，叫得出我们父母的名字，还常常用毒舌招待我们。尽管伊肯纳是个控球高手，奥班比是守门神将，他们还是管我们叫“菜鸟”。他们还经常开玩笑说，我们的父亲“阿格伍先生”是在尼日利亚中央银行上班的富人，而我们是特权阶层。他们给父亲起了个奇特的外号：奥尼尔老爹。后者是一部备受追捧的约鲁巴肥皂剧里的主人公，有六位妻子、二十一个孩子。他们用这个外号来嘲笑父亲，因为他觉得孩子多多益善，在我们那个区算是出了名。在约鲁巴语里，奥尼尔老爹还有“螳螂”的意思。那可是一种瘦巴巴的丑陋的绿色昆虫。我们受不了这样的侮辱。起先，伊肯纳觉得我们人太少，寡不敌众，就按照基督徒孩子惯常的做法一再乞求他们不要侮辱我们的父母，因为我们的父母没有做过任何伤害他们的事，但他们无动于衷。终于，一天晚上，伊肯纳再也忍受不了那个外号，一头撞向其中一个男孩。那男孩瞬间踢中了伊肯纳的肚子，居高临下地朝他压过去。有那么一小会儿，他们俩缠在一起，双脚在沙地上踢出一个不大规则的圆。但最后，那男孩甩脱了伊肯纳，还朝他脸上撒了几把土。其他孩子欢呼着把那男孩扛了起来，他们的声音汇成一曲胜利的欢歌，其间夹杂着对我们的嘘声。那天晚上，我们垂头丧气地回了家，以后再没去过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