庇护所（第2/9页）

想象一下吧。孩子。那小东西会碍贾斯珀姨父的事，哭哭啼啼地要走妈妈的一份关心。生病，生气，把家里弄得一团糟，还想要他不喜欢的食物。

那不可能。房子是他的，菜单要由他来定，广播和电视节目要由他来选。即使他在隔壁坐诊，或者在出诊，一切也必须时刻准备着得到他的许可。

我慢慢意识到，这样的生活规则可能令人非常惬意。闪亮的银勺和银叉，光滑的深色地板，舒适的亚麻床单——所有这些家务的神圣性都由姨妈主导，由女佣伯妮斯实施。伯妮斯亲手做每一道菜，熨擦碗布。镇上所有其他医生都把日用织品送到中国人开的洗衣店去洗，而伯妮斯和姨妈却把我们的织品晾在外面的晾衣绳上。所有的床单和绷带都被太阳晒得泛白，由风吹得干爽，远胜别家，并散发出香甜的味道。姨父认为那些中国佬上浆太多。

“中国人。”姨妈用轻柔的逗趣的声音说，好像她要同时向姨父和洗衣工人道歉。

“中国佬。”姨父粗鲁地说。

伯妮斯是唯一一个可以非常自然地说这个词的人。

渐渐地，我不再那么忠实于自己的家，那个在智力方面十分严肃，在家务方面却非常混乱的地方。当然，一个女人必须用尽全部精力，才能营造这样一个庇护所。你不能为一位论教派宣言打字，或者跑到非洲去。（开始，每次这个家里有人说起他们跑到非洲去的时候，我就说：“我父母是去非洲工作了。”后来我厌烦了纠正他们。）

庇护所就是那个恰当的词。“一个女人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她的男人提供一个庇护所。”

道恩姨妈真的那么说过吗？我想没有。她不愿意发表声明。我可能是从那个家里的某本家政杂志上看到这句话的。这是那种会让妈妈感到恶心的话。

开始我在镇上四处闲逛。我在车库后面找到一辆笨重的旧自行车，于是把车推出来骑，根本没有想到应该事先征得同意。沿着港口上面一条用砾石新铺的路往下冲时我失去了控制。我的一只膝盖被严重擦伤，不得不去与家相连的姨父的诊所。他非常熟练地处理了伤口，一副公事公办和就事论事的样子，动作温柔但不掺杂任何私人感情。没有玩笑。他说他想不起来那辆自行车是从哪儿来的了，那是只危险的老怪兽，如果我对骑车有兴趣，我们可以考虑给我弄一辆像样的自行车。我对新学校和学校里的女生到了十几岁以后可以做什么的规矩更加了解之后，意识到骑车根本不可能，因此这件事没有任何结果。让我惊讶的是姨父本人并没有提出任何关于规矩或女孩应不应该做什么的问题。在他的诊所里，他似乎忘记了我需要在很多方面被扳回正轨，或者需要被敦促模仿道恩姨妈，尤其是在饭桌上。

“你一个人在那儿骑车？”这就是她听说这件事时说的话，“你在找什么？别担心，很快你就会有朋友的。”

她是对的，我后来交了几个朋友，交朋友限制了我所能做的事。

贾斯珀姨父不仅是一个医生；他是那个医生。他推动了镇医院大楼的建设，却拒绝以自己的名字为医院命名。他年轻时很贫穷，却很聪明，一直教书挣钱，直到攒够了学医的费用。他曾经在暴风雪中开车去农舍，在厨房里为产妇接生，为病人切除阑尾。甚至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这样的事情就已经发生。你可以相信他永远不会放弃，他可以在人们还没有听说过新药的年代处理血液中毒和急性肺炎，让病人起死回生。

然而，和他在家里的态度相比，他在诊所里看上去那么随和。仿佛在家里需要时刻保持警惕，而在诊所里任何监督都毫无必要，虽然你也许认为情况应该恰恰相反。那名在那里工作的护士对他甚至没有特别的尊重——她和道恩姨妈截然不同。她从他为我治疗擦伤的房间门边伸进头来，说她要早些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