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流到日本（第2/10页）

在她后来的生活中，关于那个时代什么合宜什么不合宜会变得难以解释。你可以说，比如，女权主义不合时宜。但接着你就不得不解释人们当时甚至不用女权主义这个词。然后你就会结结巴巴，不知该如何解释一个女人在当时如果有任何严肃的想法，更别提雄心抱负，甚至只是读一本真正的书，都会让人感到可疑，怀疑这与你的孩子得了肺炎有关系，而在某次办公室聚会上发表的一句政治评论可能会导致你的丈夫得不到晋升。评论哪一个政党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一个女人居然信口开河。

人们会哈哈大笑，说，哦你一定是在开玩笑，而你会不得不说，嗯，但也不完全是。然后她会说，不过有一点，如果你写诗，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做女人比做男人安全。这时女诗人这个词派上了用场，就像一团棉花糖。彼得不会有那种感觉，她说，但要记住他生在欧洲。不过他也明白，和他一起工作的那些男人对这种事会有什么感觉。

那年夏天彼得要去隆德一个月或更长时间，主持正在那里进行的一项工作。隆德在内陆遥远的北方，实际上，是在最北的地方。那里没有凯蒂和格丽塔的住处。

不过格丽塔与她以前在温哥华图书馆一起工作的一个女孩保持着联系，这个女孩现在结了婚，住在多伦多。那年夏天她和当教师的丈夫要去欧洲一个月，于是写信给格丽塔，非常客气地问她和她的家人能不能帮个忙，在他们离开的那段时间住在他们多伦多的家里，别让房子空着。格丽塔回信告诉她彼得要出差，但她本人和凯蒂接受了这个提议。

于是他们现在分别在月台和火车上不停地挥手。

那时有一本杂志，叫《回声回答》，在多伦多不定期发行。格丽塔在图书馆发现了这本杂志，给他们寄去了几首诗。其中两首发表了，结果去年秋天杂志编辑到温哥华来的时候，她和其他作家一起受邀参加一个聚会，与他见面。聚会在一个作家的家中举行，于她而言那个作家的名字如雷贯耳。聚会安排在下午晚些时候，彼得还在上班，于是她临时雇了人来家照看孩子，然后乘上北温哥华的公共汽车，越过狮门桥，穿过斯坦利公园。下车后，她得在哈德逊湾百货公司门前等车，然后乘很长时间的车到大学校区，那个作家就住在那里。她在汽车最后一次转弯时下了车，找到那条街，边走边仔细看门牌号码。她穿着高跟鞋，因此走得很慢。还有她那条最为时尚的黑色长裙，拉链开在后背，腰身收得正好，但臀部总是有点太紧。这让她看上去有些滑稽，她一边想，一边沿着没有人行道的弯弯曲曲的街道磕磕绊绊地走；下午行将消逝，她是那里唯一的行人。现代化的房屋，大落地窗，跟任何一片崭露头角的郊区一样，而完全不是她所预料的那种街区。她开始怀疑是不是弄错了街道，这个想法并没有让她不高兴。她可以走回公车停靠站，那里有一张长凳。她可以脱下鞋子，舒舒服服地坐下来，等待那趟独自乘车回家的悠长行程。

但是当她看见停在路边的车，看见门牌号的时候，再要转身返回已经太迟了。喧闹声从紧闭的房门的缝隙透出来，她不得不按了两次门铃。

迎接她的女人似乎在等其他什么人。迎接这个词用得不对：那个女人只是开了门，而格丽塔说，这里想必是举行聚会的地方。

“你觉得呢？”那个女人说，然后靠在门框上。门口被挡住了，直到她——格丽塔——说：“我能进去吗？”接着是一个似乎带来了极大痛苦的动作。她没有让格丽塔跟她进来，但格丽塔还是进来了。

没有人和她说话或注意到她，但很快一个十几岁的女孩把一个托盘伸到了她面前，上面放着几杯像是粉色柠檬汁的饮料。格丽塔拿了一杯，因为口干舌燥一饮而尽，然后又拿了一杯。她对女孩说了谢谢，并试图和她攀谈，说自己这一路又远又热，但女孩不感兴趣，转身去做自己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