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史于中国（第4/5页）

苍梧山高湘水深，中原北望度千岑。帝子南游飘不返，惟有苍苍枫桂林。枫叶萧萧桂叶碧，万里远来超莫及。乘龙上天去无踪，草木无情空寄泣。

这样一个用心如日月，能够“有天下而不与焉”的人，却又是个想起早死的母亲会哭泣，会受弟弟欺侮，而且可以被妻子照顾取笑与爱惜的男孩，但凡与他有关的东西，连草木都成了清香贞洁。他能够没有一点神性，而只是他的人好。这里孟子与苏轼所说的，或只凭理想，可算得信史吗？是信史。

譬如卢梭想要民约论，而说历史的开始即是民约，马克思爱阶级斗争，而说历史从来都是阶级斗争史，虽杂理想，亦确与他们的历史相符。大凡理想，皆必有其民族的记忆为根据与限制，对过去对将来都一样，西洋人知有原始的及将来的非阶级社会，亦当它只是像他们现在这种对立关系的社会，惟去了阶级，外加生产力的大小不同而已。所以妄人的梦话与聪明人的法言，一般皆有个缘故。而孟子与苏轼所说的舜，则在中国文明里实实在在是有的。

也有别的记载，如李白诗里“或言尧幽囚，舜野死”，那只是他感于唐明皇的事而假托寓言，唐明皇晚年被肃宗幽囚，稗史且说他被李辅国遣贼刺死。且即使如《竹书纪年》所云太甲杀伊尹，亦仍无伤于中国历史的大信。历史的流传是流传好的东西，而中国的言语与文字亦皆是为说好，不是为说坏，这并非禁忌，却是言语文字的清真吉祥，乃至说的疾病死亡，亦要像亲人或医生的没有不洁之感。

但亦有像鲁迅等人，他们说中国东西不好，那是如同年青人的总以为自己的相貌生得不好，又如一个女孩子在打扮时对她自己生气，乃至她生气到家里人的身上，这也是可以的。年青人要西洋东西，又像小孩子的看见别人有，马上他亦要，这也可爱。鲁迅到底是可爱敬的，只是不可以为师，他的无禁忌即是中国文明的。他对中国东西颇有一笔抹杀的地方，但红粉是为佳人，受她委屈亦心甘情愿，宁可不要别人来安慰。即如我这书，亦不要我所不喜的国粹派的同意。

中国史学前人已有那么好的成就，但我们还可以有新史学，中国东西便是可以“三叠阳关，唱彻千千遍”，仍然一回相见一回新，像天天上街买小菜，不必时时变花样亦可以餐餐是新鲜。新史学并不在于发明，去发明历史，那历史即成了有永远发明不尽的阴暗部分，且连那发明的部分亦到底不能算数。新史学是写古时的事亦只如写的现在，写的自己，因为人是生于一个时代而同时亦生于许多个时代。吴季札观乐，我们不但从他的话里晓得了诸国的前朝后代事，而且更看见了吴季札本人。

小时我和四哥梦生上山采茶，他讲给我听瓦岗寨秦琼、单雄信、程咬金、王伯当等众好汉，只觉山风日色，山下平畴远畈，村落午鸡，瓦岗寨即生在这天下世界，而面前则是四哥，是采茶的兄弟二人。如今我来写历史，也但愿能像这样的有人有风景。

良史是要能通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与一代江山有知音。王者能对一代人是知音，而良史亦能闻弦歌而知雅意，故史官之位，古时比于三公，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是太史公。这样的良史至今亦尚在中国民间，旧戏里演正史演稗史皆有中国文明的真实，此即是成为良史的基本条件。而一喜万人喜，一悲万人悲，剧中人与观众可以是这样的知音，一代人的好恶感怀，有性之所同然，情之所同然，理之所同然，此则更是天下大一统之所在。孔子作《春秋》以明大一统，并非专为对彼时的政局，却凡是良史皆必如此的。

是故良史又忘其为史，如鱼之相忘于江湖，欧氏几何学两千年来演算了又演算，只觉它是今天的，很少想到它的历史性，中国的史实亦可以看之不足，观之有余，故可以写了又写，几乎不当它是历史，而好比是诗。诗是在《诗经》里原已写着有了，唐诗宋诗亦仍是这传统，但可以代代是新诗，史学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