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史于中国（第3/5页）

治史是要有史德才亦能有史识的。西洋人对他们自身都阻隔，对别人当然更没有亲情，又如何能知史？他们入境先问神，再则是看看有那些商品，他们根本没有看见人，是故巴比仑与埃及这样接近，记载对方的文献却只有通商条约的那块石刻。希伯来人在巴比仑埃及皆长期住居过，而《旧约》里对这两个异邦的知识竟非常贫乏，还有对于经常与他们冲突的尼尼微人及以阑人亦如此，而《新约》里对于罗马帝国的记载亦没有更多一点。希腊人是对于同在爱琴海的诸城邦，除了金羊毛、神，以及战争抢劫之外一无所知，所以只能有神话与史诗了。雅典的一个史学家旅行巴比伦，惟惊羡于那里的一粒谷种可结二百粒。

此外从罗马帝国留下的史籍里，只可晓得罗马本土，关于其属地的情形，则记载的只是属地而无情形。直至十一二世纪，欧洲人对东方的地理还那样无知，以致几次十字军沿途糟蹋生命。其后西班牙人到美洲，眼睛里只见象牙与奴隶掠卖，把来放火杀戮得精光，弄到后人无法研究印伽文化。西班牙时代西洋人所知的世界地图都是黑影，像希腊时代的地中海，荒昧里有傲慢与恐惧。便是问现在的英国人，他们统治了印度二百年，亦对于印度仍只有早先东印度公司的那种知识，不过是调查统计得更详密罢了。

日本人为在这一点上学西洋，其所谓“中国通”对于中国的山脉河流、政治军事经济、以及人情风俗，比中国人自己还更调查得清楚，彼时日本帝国的外务省与大本营根据这些知识来决定对中国的政略战略，反为打仗打到后来，越发感觉对中国人知之不尽。两次世界大战，凡是交战国皆对敌我的生产力有情报，结果却是胜利者与失败者各自茫然。

单用科学方法，要懂得眼前的世界尚且这样难，弄点破铜烂铁又如何能知古人？任何方法与物证皆是要被历史所说明，更多于它的能说明历史。历史是如同乐曲、书籍与出土物怎样完整亦不过是谱。谱并不即是乐，却还要你按谱能弹。吴季札观乐，把几个朝代几个国家各只说得几句，却已见其大，乃因他这人能生于三世十方。司马迁亦并没有见过乌龟壳上刻的字，他的《殷本纪》却能写得这样真，是因为中国历史自有大信，是因为他能懂得，是因为他的人好。中国史学这样正确而完全，是因中国人说历史能像历史自己在说话，不是以鸟鸣春，而是春禽鸣，倒并非古籍保存得多即是完全。

且又知己则能知人，故记异域亦是中国人记得最好。中国最早记异域的书有《山海经》与《穆天子传》。《山海经》里记边徼四夷蛮族，能把神话的东西亦写成传记的朴素，没有怪力乱神的威吓，好到像是图案。《穆天子传》里记周穆王沿途经过异族的部落，及山川道里，今时学者亲去踏勘过亦说没有错。二十四史从《史记》起，记匈奴西域西南夷与日本朝鲜等，竟是世界史的正本，而那些异域的古时情形倒反或多或少还靠中国而传。还有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不但明确记载山川道路、物产、政教与风俗人情，并且真能写出彼时印度及大西域的文明，比起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但以商人眼光来估了估中国的金银财宝，真要伟大到不知多少。

中国人是“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对蛮貊亦没有阻隔，所以能把异域的东西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有这样好。中国人与异域的亲情，乃是孟子说的仁者无敌无对于天下。就是对于现代西洋，中国人亦远比西洋人自己懂得更多，生物史要达尔文来为，易洛魁人要摩尔甘来写，西洋史亦要中国人来为。

又如以关于舜的历史为例，孟子最喜欢说舜的故事，苏轼亦有诗单道舜南巡卒于苍梧之野，娥皇女英二妃在潇湘水上望之不返，洒泪成斑竹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