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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修大笑。“不，不，宝贝。算我们家的总杆数。”

“你们玩钱的吗？”我问。

马修扫了我一眼，眼神中有某种难色和恐吓。“是在叫板吗？”

“不，只是问一下。”

“有时玩钱。你想玩吗？”

“不怎么想玩。”

“我玩。”仁波切说。

“想必你还可以一边练习你的11门语言。”

“宝贝！”伊芙琳突然插嘴。“你为什么要对这个人这么刻薄呢？人家对我们做什么了，说到底还是你邀请他加入我们的。”

马修似乎很惊讶，甚至被这句话刺伤了，这倒让我很惊讶。我之后想到，他在一定程度上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对别人的影响，甚至大体上没有意识，不知道自己话里阴暗隐蔽的出处。我能从他瘦削的脸上看到类似在圣母大学修女的容貌中见过的表情，类似与我的旅伴前几次谈话中我内心所感受的情绪。仁波切的存在方式，他的性格，声音或脸庞，带出潜伏在我们这种人心里的恐惧，我们这种满脑子思想的人。这种恐惧一直在安睡，直到他顶着光头、穿着红袍，从容地出现。当它醒来时，我们不得不用虔诚、用博学的言论、用知识分子的优越性尽可能地赶紧把它盖住。

“仁波切和我来场比赛怎么样？”马修提议。被妻子的问题提点过之后，他尝试调适语气，回到不那么咄咄逼人的状态，他成功了一半。“来场决斗吧。我们会像《夜色温柔》里的巴班和麦吉斯科，或者《父与子》里的巴扎罗夫和帕威尔叔叔。我引用的书目合乎规矩吗，伊芙琳？”

“他不会理解那些出处的，甜心。”

马修似乎没听到。他把间距稍宽的蓝眼睛聚焦在仁波切的脸上。“你怎么说，先生？一场决斗。西方理性主义对阵东方的神神叨叨，在迷你高尔夫球场的超自然场地上决一胜负。赢家可以问输家一则公案，那很公平，不是吗？输家得等到公案的回答让赢家满意为止，才能吃晚饭。”

“我们玩友谊赛就好。”我说。

仁波切的宽脸变得难以琢磨。我试图引起他的注意，给他发个暗号：不要啊！万一你输了……我们必须吃……所以不要啊！“好，”他过了片刻说，“好，可以。”

“啊哈，真棒。去吧，亲爱的，让我们看看是怎么玩的。”

伊芙琳站好位，笨拙地朝亮黄色的球挥杆，把它推向了第一座小丘的半山。它滚回她的脚边。

“宝贝，给我好好打。”

她强作欢颜，再次挥杆击球，这次力气更大，球朝一旁飞去，从板子上弹开，勉强过了第一座丘。“现在该我了，”马修说，“我要让这位大仙有幸见识到我的球直飞进洞。”他弯腰探球，模仿起我有时在周日下午的电视上看过几分钟的真正高尔夫球手。他把球杆握了又握，研究击球路线，再一次重新站位，终于击出了球。球翻过第一座、第二座，稍快地翻过第三座小丘，最后飞过了第四座小丘，离球洞远得很。

我站起来，挥出差不多的一杆。我的绿球落在不超过马修的棕球一英寸的地方。

轮到仁波切了。他把球摆在地毯上，俯身在上方的样子让我想起他在保龄球道上的移动姿态。他好像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是在试图模仿他见到的样子。我担心我们会再次面临对峙，仁波切的球疯狂地飞到右边，砸到在度假的一家人，仁波切去追球，更多道歉，比赛拖了又拖，而马修轻松获胜，大肆吹嘘，连珠炮似的喷出讥讽之词，像个手握榴弹发射器的悲伤小丑。这件事以灾难告终：仁波切没能答出教授的公案，我本人不能吃饭。

仁波切用粉色球来玩，当然，那是他最爱的颜色。他迅速地小挥一杆，球平稳地攀过第一个小丘，又攀过第二个，同时失速，刚好到达第三座丘顶，然后直线下落，正好进洞。我大呼一声。隔壁球洞的一个爸爸一直在观战，他小声地喝彩。连伊芙琳都高举双臂一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