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第51/68页）

拉尔夫是贝克斯希尔人，有些许刻薄，是个左倾的乌托邦主义者。（“社会主义者难道不都信乌托邦？”帕米拉说。）拉尔夫与克莱顿截然不同，后者现在想来，职位实在太高，权力实在太大。

“被共产党追求？”莫里斯在“圣墙之内”遇见她时，问。她觉得自己遭到了审讯，“要是被人知道了，恐怕对你不利啊。”

“他又不是共党内部的什么重要人物。”她说。

“还是不妥。”莫里斯说，“不过至少他躺在床上聊天时不可能透露他们战舰的位置了。”

这话什么意思呢？难道莫里斯知道克莱顿的事？

“你的个人生活不完全是你一个人的，尤其打仗的时候。”他面带反感地说，“而且，对了，你究竟为什么去学德语？你这是在期待侵略，为欢迎敌军做准备吗？”

“我还以为你担心我是共产主义者呢，原来你以为我是法西斯主义者。”厄苏拉生气了。（“真是个浑蛋，”帕米拉说，“他不过是害怕自己受到影响，面子上不好看罢了。倒不是说他就有道理。他就从没有过道理。”）

从井底这个位置，厄苏拉看见自己和阿波亚德太太房子之间，那百无一用的墙已经完全消失。穿过坍塌的房梁和折断的木地板，她看到一条裙子，软绵绵地挂在晾衣架上，钩住墙上的挂镜线。厄苏拉从印着蔫黄玫瑰的墙纸上认出，这是底层米勒家的挂镜线。那天傍晚她还在楼梯上见拉维妮娅·内斯比特穿过这条裙子，当时裙子还是豆汤绿（绵软程度相当），现在却变了一种炸弹灰，且从一楼迁徙到了底楼。距她头部几码远的地方落着她自己的烧水壶，那是个咖啡色的大东西，在狐狸角时，足够烧一家人的茶水。她从手柄厚厚的绕线上将它认了出来，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一天，由格洛弗太太绕上去的。一切事物都脱离了它应有的位置，包括她自己。

对，拉尔夫来阿盖尔路了，两人喝着啤酒，吃了些东西——面包和奶酪。接着她做了昨日《镜报》上的填字游戏。近来厄苏拉为看近物，不得不买了一副老花镜，戴起来相当丑。买回家才发觉，这副老花镜，和内斯比特两小姐戴的款式一模一样。难道她的命运也跟她们一样？她打量壁炉上镜中的四眼，这样想。她会不会也落得老姑娘的下场？话又说回来，戴上红字是否意味着不可能再是老姑娘了？昨日午休时，她在圣詹姆斯公园吃三明治，一个信封悄悄来到她的办公桌上。她一见是克莱顿的笔迹（他写得一手好看的斜体字），写着自己的名字，就连信带信封一起撕得粉碎，扔进了纸篓。后来，当所有事务员都像鸽子一样围着送茶车躁动时，她捡起碎纸，把信拼了回去。

我的金烟盒找不到了。你知道是哪一个——由家父在日德兰战役后赠予。你不会恰好见过吧？

你的，C。

反正他从来不是她的，难道不对吗？相反，他一直属于莫伊拉。（或是海军部。）她把信扔回纸篓。烟盒就在她包里。他离开她后过了几天，她在床底下发现了它。

“你在想什么？”拉尔夫问。

“没什么，相信我。”

拉尔夫在她身边躺下来，把头搁在沙发扶手上，穿着袜子的双脚插进她大腿之间，看起来仿佛睡着，但每回她对他说话，他都喃喃地做出反应。“罗兰与奥利弗？你说填‘圣殿骑士’怎么样？”她问。

昨天她在地铁上时发生了一件怪事。她不喜欢地铁。轰炸以前她去哪儿都是骑车，但现在满地玻璃碴、碎石块，骑车不方便了。为了忘掉坐地铁的事，她在地铁上做《镜报》的填字游戏。大部分人来到地下都感到更安全，但厄苏拉不喜欢被关起来。前几天才有一颗炸弹落在了地铁口，轰炸的气浪和火焰顺着通道进了地下，结果相当惨烈。不知此事是否登了报，这种事情公布了，对士气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