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空空如也的山间小道（第28/36页）

只有在连祷时，我才洗耳恭听，比在唱颂歌时还要专注。在救世主和那些圣人的所有呼唤中，我完完全全融入其中了，因为救世主会可怜我们的，圣人们会为我们说情的。在昏暗的教堂大堂里，挤满了那些变得无法辨认的村民的影子，他们口口声声念叨着求助于前面的祭坛。从另一种语言的音节里，从领读祈祷文的神父那变换的音节和教徒们千篇一律的音节里弥漫出一种炽热，仿佛我们全体都躺在地上，恳求着大门关闭的上天，一声接一声地呼喊着。这些外语音节永远都不会使我觉得够长；它们应该始终继续下去；连祷做完了，我随之感受到的不是结束，而是中断。

可是后来，恰恰在教会寄宿学校里，我遗忘了这种感受。在那里，有几个讲斯洛文尼亚语的人激起了其他人的不满和怀疑。他们讲这种语言，和学校、广播和教堂这些机构不一样，总是轻声低语。他们聚集在大教堂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几乎是在窃窃私语，因此，对于那些不理解的耳朵来说，传过来的无非是嘶嘶声。他们也会背向大家，仿佛故意躲开似的站在讲台的四方形场地里。这样一来，他们就有点像一个阴谋策划者小集团，而那些从四面八方传来的干扰叫喊更是支持了他们的阴谋计划。而我呢？我妒忌他们相互交头接耳吗？我妒忌他们显而易见的共同目的吗？说来更深一层，是一种厌恶：讨厌看到在这个我——孤独，被挤出来了，又再挤回去，惟独被课桌那蓝色的洞穴和睡眠温暖着——不得不把自己也算做其中的大多数人群里，有这样一伙自高自大的人物从我们之中分离出去。这帮斯洛文尼亚小伙子应该立刻保持沉默，应该从他们那见不得人的阴谋角落里爬出来。他们个个都和我一样，就请乖乖地蹲到那些指定的座位上去吧，身旁有一个偶然的、身上散发着臭味的、喘息着的、抓耳挠腮的陌生躯体，然后同样一声不吭，别一个个像同谋者似的亲密无间，窃窃私语，一门心思地听着寄宿学校喷水池里那哗哗的水声就是了，该放风时就放风去，像这个菲利普·柯巴尔一样。比起那张口结舌、意见不一、没有方向、耷拉着脑袋和紧握着拳头无所事事四处乱跑的多数来，你们这个抱成一团的少数更加让我恶心！

好久以后，我才从其中一个讲另外那种语言的人那里得知，他们根本就没有搞什么小集团，结盟来对付我们其他人。他们相互围着站在角落里，更多是他们惟一的可能，那就是一整天不得不用外语舌头说话以后，终于能够从对方的嘴里听到母语的声音。这种语言不仅被那些讲德语的同学，而且也被那些监护人嗤之以鼻。他们之所以如此轻声低语地相互交谈，是因为不愿意刺激任何人。而且他们之间说来说去，无非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要么是天气，要么是学校的事，要不就是从家里寄来的香肠和熏肉面包。当然聊聊这些事，就可以深深地舒口气了：一个把熟悉的声音直截了当地传递给另一个，“就像在举行圣餐仪式时一样”。在一天的几个瞬间里，他们能够聚在一起，讲一讲他们那遭到禁止的方言，这对他们来说“简直太开心了”，即便他们有意识地把话题都局限在平平常常的事情上。“不管我会说njiva，而不说Acker，或者jabolko，而不说Apfel”，11那位提供信息的人大声说，“这难道有什么区别吗？！”

然而，对这个成长中的年轻人来说，只有在昏暗的教堂里举行的连祷和失踪的哥哥，也就是他心目中的英雄的身影，阻挡着他没有把在这个王国里的第二语言——对不少人来说是第一语言——理解为针对他个人的敌意行为。然而这种情况对讲德语的大多数人来说，却一如既往，就是到了这个世纪末也没有两样，而且常常甚至也没有什么恶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