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启示录的慰藉 一面小红旗和斧头的微笑（第11/16页）

……在医院里，我母亲的旁边躺着另外一个病人。我走进病房，总是先看到她。有一次，我发现她想和女儿说点儿什么，却说不出来，支支吾吾。她的丈夫也来了，她也想跟他说话，但终究也没有说。她又转身对我说了句什么……然后就看到她抓起自己的拐杖，你知道的，用拐杖去敲打挂着的点滴瓶子，敲击病床……她都没有感觉到自己在发抖，在狂怒……她是想要说话。她今天能和谁说啊？您告诉我，她还能和谁说话？一个人在空虚中是不能生活的……

……我一辈子都爱自己的父亲。父亲比母亲大十五岁，参加过战争。但是战争并没有像打垮别人那样打垮他，也不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战争的阴影并没有缠住他。他到现在仍然去打猎、钓鱼、跳舞。他结了两次婚，娶过两位美女。我童年的记忆犹新……我们准备一起去看电影，父亲叫住我说：“看看我们家的妈妈多么漂亮！”有些打过仗的男人总是吹嘘：“我打过枪，我埋过人，战场上血肉横飞。”我爸爸从来没有那种战争傲慢。他经常回忆一些与战争无关的事情，愚蠢可笑的事情。比如胜利日那天，他和一个战友去村里找姑娘，却碰巧抓获了两名德国俘虏。还有溜进木板厕所的人，却掉进齐脖子深的粪坑里。还说战争快结束时，已经舍不得开枪了，枪已经打够了。父亲与灾难靠得很近，但他很幸运：在战场上可能被杀死，但是没有被打死；在战争前可能去坐牢，但是也没有坐牢。他有一个哥哥——万尼亚伯父，就是不同的结局。在叶若夫时期，三十年代……伯父被放逐到沃尔库塔的矿山，过了十年与外界隔绝的日子。他的妻子被同事陷害，从五楼纵身跳下身亡；他的儿子在祖母身边长大。等到万尼亚伯父回来了，已经手臂干枯，牙齿掉光，肝脏肿大。他又回到同一家工厂上班，同样的职务，坐在同一间办公室，在同样的办公桌旁……（又开始吸烟）而他对面就坐着那个告发他的人。他们心照不宣，万尼亚伯父知道是他告密的……和以前一样，他们一起去开会、游行，一起看《真理报》，支持党和政府的政策。在节假日，他们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喝伏特加。等等……这就是我们！我们的生活！我们就是这样……想象一下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刽子手和受害者，能够坐在一个房间，通过一个小窗口向同一个会计领薪水吗？他们在战后得到同样的勋章，现在领取同样的养老金……（沉默）我和万尼亚伯父的儿子是好朋友。他从来不读索尔仁尼琴，他家里也没有一本关于劳改营的书。儿子等待着父亲回家，但等回来的是另一个人，是一个不完整的人……满脸皱纹，全身萎缩，生命很快就要熄灭了。“你不知道什么是恐惧，”他对儿子说，“你不知道……”他的眼前一直晃动着那个调查员的身影。那是一个膀大腰粗的汉子，把犯人的脑袋按入便桶，死死按住直到对方呛死。而万尼亚伯父……被全身赤裸地吊挂在天花板上，从口鼻中，从全身所有的出口中，灌入尿液。审判员往他耳朵里撒尿，大声叫喊：“你很聪明……再想出一些聪明人来吧！”万尼亚伯父想出来了，签了所有的名。要是想不出来，不签字，他的头就会被按进便桶。后来，他在板房里见到了被他想出的一些人……“是谁告的密？”他们都在猜。告密者是谁？谁……我不是法官，您也不是法官。万尼亚伯父是被担架抬回牢房的，浑身都是血和尿，还有他自己的屎尿。我不知道人类在何处终结……您知道吗？

……当然，我们的老人们都很可怜……他们在体育场捡空瓶子，在地铁里卖卷烟，在夜里翻垃圾桶。但是，我们的老人也不是无辜的……他们当时那些恐怖的思想、煽动性的理想，是最可怕的。（沉默）但是我永远不会跟妈妈说这件事，我试过……她会歇斯底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