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启示录的慰藉 专政之美和水泥中的蝴蝶之谜（第9/19页）

恐慌变成了恐怖。普通干部、指导员、区委和州委书记们——我们都不敢走到工厂面对工人，走到校舍面对学生。连电话铃声都让我们害怕。如果他们突然又问到萨哈罗夫或者布科夫斯基[8]，我们该怎么回答？他们到底还是不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了？如何评价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和沙特罗夫的短剧集？上面没有任何指令下来。早先上级对你说：你完成了任务，在生活中贯彻了党的路线。可是现在呢，教师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年轻导演在工厂俱乐部排练被禁的话剧。上帝啊！在一个纸板工厂，工人们用手推车把厂长推到了大门外。他们愤怒地咆哮，砸碎玻璃。晚上又有人把铁索绕上列宁纪念碑，拉倒了它。人群向列宁做出轻蔑的手势。党组织消失了……我还记得失魂落魄的党员们，拉下窗帘坐在办公室里。在区委大楼入口处，白天黑夜都有全副武装的民警值班。我们害怕人民，人民起初也习惯性地害怕我们。后来他们不再害怕了……数千人聚集在广场上，我还记得他们的标语：“来个1917吧！革命吧！”我都惊呆了。专业技校的学生怎么也和他们站在一起了，年轻的孩子们，还是一群小公鸡啊！有一次，一群人民代表到区委来了：“给我们看看你们的特供店！你们那儿应有尽有，我们的孩子却饿得晕倒在课堂上。”他们在我们的餐厅没有发现貂皮和黑鱼子酱，但还是不相信：“你们在欺骗老实的人民。”一切都动摇了，被撼动了。戈尔巴乔夫很软弱，摇摆不定。他应该是想捍卫社会主义的，但是又想搞点儿资本主义……他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在欧洲受赞扬，在美国受欢迎。在欧美那边，人们对他拍手称好：“戈尔比[9]！戈尔比！戈尔比真是棒！”……他只是空谈改革……（沉默）

社会主义就在我们眼前死亡了。这些铁血小青年冲了出来。

安娜·依琳尼奇娜：

这虽然是不久之前发生的事，但已经属于另一个时代和另一个国家了……我们的天真和我们的浪漫都留在那里了。那个时候我们太轻信。有的人不想回忆它，因为那是令人难过的，我们经历了太多的失望。可是谁又能说我们什么变化都没有？过去连《圣经》都不能带过境，难道忘记了？我从莫斯科把面粉和面食带到卡卢加作为礼物送给亲戚，他们还开心得不得了。都忘了吗？现在已经没有人需要排队买糖和肥皂了。买外套也不用票证了。

我当时是立刻就爱上了戈尔巴乔夫！现在他们都谴责他：“苏联的叛徒！”“戈尔巴乔夫为了比萨饼就出卖了国家！”但我还记得我们当时的惊奇和震撼！我们终于有了一位正常的领导人。我不为他感到羞耻！那时候大家彼此传颂戈尔巴乔夫如何在列宁格勒叫停了保安随从的阻挡，走到人民中间，还在一个工厂拒绝了昂贵的礼物，在一个传统的晚宴上只喝了一杯茶，等等。他总是微笑，讲话从来不念稿子，年富力强。我们没人会相信，就在商店里出现香肠的时候，就在人们不必为了购买进口胸罩而排上几公里队伍的时候，苏维埃政权却竟然终结了。我们以前都习惯于办事找熟人：预订博览会入场券，买巧克力和德国运动服。为了买到一块肉，就得和屠夫交朋友。苏维埃政权似乎是牢不可破的，还要子子孙孙传下去！可是谁都没有料到它突然就终结了。现在很清楚的是，连戈尔巴乔夫自己都没有想到，他还在想继续改革，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谁都没有准备，没有人做准备！甚至想推倒这堵墙的人也没有想到。我是个普普通通的技术员，不是英雄，不是……也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感谢我的丈夫，他是个艺术家，所以我早就进入了波西米亚圈子。那里有诗人、画家，我们中间没有英雄，谁都没有足够的勇气成为异见分子，没有勇气为了自己的精神信念坐监狱或者住进疯人院。我们只能在衣袋里伸出中指去表达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