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启示录的慰藉 专政之美和水泥中的蝴蝶之谜（第10/19页）

我们坐在厨房里骂苏维埃政权，说政治笑话，读地下出版物。如果有人搞到新书，他可以在任何时候去敲开朋友的家门，哪怕是在凌晨两三点，他都是被渴盼的客人。我清楚地记得那种莫斯科的夜生活，特殊的夜生活。那里有我们心目中的英雄、懦夫和叛徒……有我们自己的快乐。这无法向圈外人说清楚。首先，我无法解释我们为何开心，又不能细说别的……就是这样……我们的夜生活和白天真的完全不同，丝毫不一样！一到早上，我们就都各自去上班，又变成了普通苏联人，和其他人完全一样了，老老实实中规中矩地上班。要么你顺从，要么你就去扫院子当保安，没有其他方式保护自己。等到离开工作岗位回到家，就又开始在厨房聚会，一边喝伏特加，一边通过受到高度干扰的美国之音收听维索茨基的禁书。我至今记得那种剧烈的噼噼啪啪的无线电干扰声。但那个时候我们徜徉于无休止的浪漫、恋爱和分手的循环中。当时许多人都自认为是国家的良心，认为自己有权开启民智。可是我们对人民了解吗？也就是从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中，从我们的“乡村作家”那里，还有拉斯普京和别洛夫的作品中，才有些了解。我甚至连自己的父亲都不理解，我曾经对着他大叫：“爸爸，如果你不把党证退给他们，我就不和你说话了。”爸爸哭了。

戈尔巴乔夫的权力比沙皇还大。他有无上的权力，但他都出来这样说：“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这是戈尔巴乔夫的名言。于是国家变成了一个辩论场所。人们在家里争论，在工作中争论，在公交车上也争论。有的家庭因为不同观点而瓦解，子女与父母因争吵而分离。我的一个女友就是这样，与儿子儿媳因为列宁而争吵，最后把他们赶到街上，儿子儿媳大冬天只能住到城外冰冷的别墅去。剧院已经空空如也，人们都聚集在家里的电视机前，观看全苏首次人民代表大会[10]的现场直播。还有在此之前我们如何选出人民代表的完整故事。那是首次自由选举啊！真正的民主选举！两名候选人在我们区四处游说，一个是党的干部，一个是青年民主派、大学教师。我现在还清楚记得他叫马雷舍夫，尤拉·马雷舍夫。我现在还偶尔能看到他，他现在从事农产品生意——西红柿和黄瓜的买卖。当时他是一个革命者，到处演讲，鼓动造反，说些闻所未闻的事情！他把马列主义文献称为“小薄书”，说它们散发着樟脑味，还要求废除宪法第六条[11]，而正是这一条规定了苏共的领导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国家基石……我听到他说的话，真是不可想象。简直是疯了！谁让他……允许他这样说？全都崩溃了……这简直就是重创……我们以前真是太僵化了……我这么多年硬是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苏联人，付出了多少啊。（沉默）

我们组织了团队，聚集了二十名志愿者，下班后我们就到区内的一个个公寓楼进行宣传鼓动。我们在标语上写“请投马雷舍夫一票”。可以想象，他一定是胜利的！取得了压倒性胜利。那是我们的第一次胜利！！然后我们全都看了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电视直播，我们欣喜雀跃：代表们发言比我们在厨房里的言语更加坦率大胆，或者说和我们的厨房言论很相近。所有人都像发了毒瘾一样留在电视前，舍不得离开：瞧啊，特拉夫金要教训他们了！是啊！波尔德廖夫呢？噢，现在他上台了……真是好样的！

那时候人们对报纸杂志的激情简直无可描述，远远超过读书。那些厚厚的刊物动辄发行量突破数百万册。从早到晚在地铁上总是同样的景象：全车乘客，坐着的、站着的，都在阅读。素不相识的人们也都互相交换报纸看。我和我的丈夫订阅了二十种杂志，一个人的工资全花在订杂志上了。我一下班就跑回家，换上浴袍开始阅读。不久前我妈妈去世了，她说过：“我会像一只垃圾场中的老鼠似的死去。”她那个一居室的住房简直就是一个阅读室：从书架到壁橱，从地板到走廊，堆满了杂志、报纸，其中有珍贵的《新世界》《旗帜》和《道加瓦》……到处是装剪报的盒子。大盒子。我把所有的盒子都运到了别墅，因为扔掉太可惜，可是能送给谁呢？现在全都是废纸了！我就一遍一遍重读，许多内容都用红颜色笔和黄颜色笔画线。红色标的是最重要的内容。我想我的报纸杂志总有半吨多吧。别墅全都塞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