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启示录的慰藉 街上的噪声和厨房里的谈话（1991—2001）（第7/11页）

如果没有改革，我会是怎样的人？工程师那点儿可怜巴巴的薪水……（笑）现在，我自己开了一家眼科诊所。有好几百个病人和他们的家人，爷爷和奶奶，都依赖我的诊所。你们要反复地自我思考和自省，我没有这个问题。我夜以继日地工作，购买新设备，送外科医生到法国去实习。我不是一个利他主义者，我赚的钱，都是靠自己争取来的……起初我口袋里只有三百美元……我是和伙伴一起创业的，要是他们现在走进来，您准会晕倒的。他们长得就跟大猩猩一样，目露凶光！现在他们都不在了，像恐龙一样消失了。我那时候出出进进都穿防弹背心，因为有人会朝我开枪。要是有人吃的香肠比我的差，那关我什么事。资本主义是你们大家都想要的。大家都在做梦！但要是被欺骗了，可不要哭……

我们是在刽子手和受害者中间长大的

——那天晚上我们从电影院一出来，就看到血泊中躺着一个男人。后背的外衣上还有弹孔。在他旁边站着一个警察。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被杀死的人。不过我很快就习惯了这种画面。我们那幢楼很大，有二十个出入口。每天早上院子里都有一具尸体，我们都已经不再惊恐了。真正的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开始的，从流血开始的。我以为自己会受到震动，但是并没有。斯大林死后，我们对于流血有了不同的态度。我还记得他们是如何杀死自己人的……而大屠杀的牺牲者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何被杀死……这些情景都留下来了，存在于我们生活中。我们是在刽子手和受害者中间长大的。两种人住在一起，对于我们来说很正常。就像战争与和平状态之间没有界限一样。我们始终在打仗。打开电视，所有人都在空谈：政治家、商人，还有总统。大家都在说回扣、贿赂、裁员……人的一生，也就是吐一口痰，再用脚蹭去。就像劳改营的犯人那样……

我们为什么不审判斯大林？我来回答你吧：要是审判斯大林，就得审判我们自己的亲属和朋友，那些都是我们最亲近的人。我来说说我的家庭吧……1937年，爸爸被打入劳改营；感谢上帝，他活着回来了，但被监禁了十年。回来后他就是想好好地生活。连他自己都惊讶：经历了那么多苦难之后，仍旧想好好生活……不是所有人都会这样，绝对不是所有人。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过程中，父辈就是这样的人：要么是从劳改营回来，要么是从战场上回来。他们唯一可以告诉我们的事情就是暴力，还有死亡。他们都很少言笑，沉默寡言。就是喝酒，喝酒……最后喝死自己。第二个类型是，那些没有被抓走的人，天天在担心被抓走。这种感觉并不是一两个月，而是延续好多年，好多年啊！而如果你没有被抓走，问题又来了：为什么所有人都被捕了，而你却没有？是你没有做什么吗？其实他们可以逮捕你，但是也可以把你派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去工作，要看党的要求，党的命令。虽然是一个令人厌恶的选择，但是许多人都会去做。今天所说的那些刽子手，他们其实也都是平常人，并不可怕……举报爸爸的是我们的邻居，尤拉叔叔。妈妈说，就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那年我七岁。尤拉叔叔常常带着他的孩子和我一起骑马，一起钓鱼，他还帮我家修理栅栏。您瞧，一个刽子手完全是另一种形象——一个普通人，甚至是好人、正常人。爸爸被捕后的几个月，他的弟弟也被抓走了。到了叶利钦时代，他们把爸爸的档案给了我们，其中有几封检举信，一封是奥丽雅阿姨——他的表妹——写的……奥丽雅是一个美丽开朗的女人，歌唱得很好。现在她已经老了，我问她：“奥丽雅阿姨，给我讲讲1937年吧。”“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年，我在恋爱。”她对我说。……爸爸的弟弟，我的叔叔终究没能回家，他失踪了，消失在监狱还是劳改营，没人知道。虽然很难开口，但我还是问了这个一直折磨我的问题：“奥丽雅阿姨，你为什么要那样做？”“在斯大林时代，你在哪里看到过一个诚实的人吗？”（沉默）还有一位巴维尔叔叔，曾在西伯利亚的内务人民委员会部队里服役……您明白，其实不存在化学上那么纯粹的邪恶……不仅斯大林和贝利亚[19]，尤拉叔叔和美丽的奥丽雅阿姨也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