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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走进房间。是外祖父手下的一个人，后面跟着一名警察。还有一个人，也穿着草绿色的卡其布裤子，腰里别着把手枪，拿着顶宽沿帽，帽檐卷成弯儿。外祖父迎上前去。穿绿裤子的那人在昏暗的屋子里咳嗽了一阵儿，跟外祖父讲了几句话，然后又咳嗽了一阵儿，一边咳一边命令警察把窗子砸开。

木板墙一点儿也不结实，仿佛是用冻结的草木灰盖的。警察用枪托猛砸了一下弹簧锁。我琢磨着：窗户是打不开的，但恐怕墙壁就要塌了，整座房子也会倒塌，只是一点儿声音也不会有，就像一座草木灰搭成的宫殿散落在空中一样。我心里想，再砸一下，我们就坐在大街上了，头顶着毒日头，脑袋上全是破砖碎瓦。可是砸过第二下，窗居然应声开了。阳光一下子冲进来，如同一只猛兽破窗而入，一声不响地东跑西窜，淌着口水，四处闻嗅，狂暴地挠着墙壁，最后，在这牢笼里找了个最阴凉的角落，悄悄地卧了下去。

窗户一打开，屋里的东西看得清楚了，可是越发显得飘忽不定，跟假的一样。妈妈长长地舒了口气，把手伸给我，对我说：“过来，到窗户那儿去看看咱们家。”于是，在她的怀抱中我又看到了小镇，好像出了一趟远门又回来似的。我瞧见了我们家。房子虽说暗淡陈旧，可是在杏树下显得很阴凉。从这里望过去，我似乎觉得从来没有在那栋绿荫森森、令人感到亲切的房子里住过，似乎我们家是神话中最漂亮的房子。每逢我晚上做噩梦时，妈妈就是这么说的。佩佩，我们街坊的孩子，心不在焉地走过去，没有看见我们。他吹着口哨，我觉得他像是刚剃过头，模样变了，认不出来了。

镇长直起腰来，敞着衬衣，满身大汗，表情怪模怪样的。他走过来对我说：“那人还没发臭，我们不能断定他已经死了。”他为自己编造的这套说辞激动得满脸通红。说着话，他扣好衬衫，点上一支烟，把脸又扭向棺材。他大概在想：“这样总不能说我目无法纪了吧。”我盯着他的眼睛，用坚定的目光逼视着他，好教他明白我看到了他思想的最深处。我说道：“您这是为了迎合别人，不惜置法律于不顾。”而他好像正等着这句话呢，当即答道：“上校，您是位受人敬重的人。您应该明白，我是在行使我的职权。”我说：“他已经死了，这一点您比谁都清楚。”他说：“是那么回事。不过，不管怎么说，我只是个公务员。只有死亡证明书才算数。”我说：“既然法律都站在您那边，您大可以叫位医生来，开一张死亡证明书嘛。”他仰着脑袋，摆出一副不卑不亢的样子，毫不示弱地一字一句地说：“您是位受人尊敬的人。您很清楚，这种行为叫滥用职权。”听他这么说，我意识到，他虽然刚喝过酒，又胆小怕事，可一点儿也不糊涂。

看得出来，和全镇居民一样，镇长也对死去的大夫怀有刻骨的仇恨。这种仇恨由来已久。十年前那个狂风暴雨之夜，他们把受伤的人抬到大夫家门口，大声喊叫（因为他不肯开门，只在门里边说话）：“大夫，您来看看伤员吧，别的医生顾不过来啦。”他硬是不肯开门（门关得死死的，伤员躺在大门口）。“我们只剩下您这一位大夫了。您可得发发慈悲呀。”闹哄哄的人群估摸着他一定是站在屋子中央，手里举着灯，灯光照得他那两只冷酷的黄眼睛闪闪发光。他回答说（还是没有开门）：“治病的事儿我全忘光了，把他们抬到别处去吧。”外面混乱的人群要是闯进来可不得了，而他还是坚持不开门（打那以后，这扇门就再没开过。门外群情激愤，人们越来越恼火，怨恨的情绪竟然成了一种群体性病毒，人人都受到感染。在大夫的晚年，马孔多无时无刻不在回响着那天晚上人们发出的咒语：让大夫在这栋房子里腐烂发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