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蛾已经出生，巨著总会完成（第8/25页）

从唐晓渡的长文《人与事：我所亲历的八十年代【诗刊】》中，我们还可以找到1986年发生的其它值得注意的诗歌事件：

1986年1月，《诗刊》在当年第一期推出了“青春诗论”专号，对青年诗人的作品进行了大讨论，不同诗歌观念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交锋。此举在《诗刊》1957年创刊以来，堪称空前；直到2010年的今天，这家刊物仍没有再推出如此震撼人心的诗论专号，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也堪称绝后。由此我们也可以想见，人们一向认为是“老套”和“腐朽”的《诗刊》，其实也有“青春”和“激进”的时候。

1986年底，一向作为中国先锋诗歌重镇的大型文学刊物《中国》停刊。《中国》的诗歌稿件由著名诗人牛汉先生主持，在那几年，牛汉编发了大量当时尚不为人知的青年诗人的作品，在民间诗坛口碑极好，但传统的力量还是太强大了，这个刊物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1986年10月推出“巴蜀现代诗群”专辑后，编辑部受到了“有关部门”的批评，要求改变刊物宗旨和风格。两个月后，《中国》出版“终刊号”。一个曾经颇受青年诗人拥戴的刊物从此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而牛汉先生也因其倔强、高岸的性情和人格，赢得了一代又一代青年诗人的尊敬。

1986年8月底，全国诗歌理论研讨会在兰州举行，此次会议，是1980年4月“南宁会议”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全国性诗歌理论研讨会。用唐晓渡的话说：“‘兰州会议’的特点既不在于与会人数的众多，也不在于与会者所持观点的杂然纷呈，而在于探索了包括理论、批评在内的当代诗歌进一步深入发展采取的方式与前景。此前或许没有哪一次会议能像这次这样，一方面，主办者自觉地将‘引导’的意志削弱到最低限度，更多的扮演‘服务者’的角色；另一方面，发言人在坦陈己见的同时也注意倾听不同观点的表达，以营造某种平等对话的气氛。”别看唐晓渡的表达很平静，事实上，只要稍微了解80年代文化状况的人就会知道，在一次会议中能够真正做到不同观点“百花齐放”，倾听不同的声音，经历了一段十分漫长的过程。在此之前，大部分“著名评论家”和“著名诗人”是听不得稍微异端的声音的，而且“名人”们当惯了年轻人的“老师”，动辄就希望去“引导”和“教育”青年诗人，你不想“被引导”和“被教育”还不行。关于这一点，稍后在涉及“南宁诗会”的内容时会谈到。

但与此同时，唐晓渡也清醒地认识到，兰州会议上，“著名人物”们在观念上似乎有所进步，实际上很有可能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生存策略而已。《人与事：我所亲历的八十年代【诗刊】》中举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一个在会上听了青年批评家金丝燕题为《诗的禁欲与奴性的放荡》的发言后满脸堆笑地赞叹“讲得真好”的人，没过多长时间，就来了个“华丽转身”，原本满脸的笑容边成了冰霜，沉痛地检讨自己“对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警惕得不够”，同时又自我开脱地质询：“为什么我们的刊物会发这样的文章？”如此为人方式，中国人其实并不陌生，但每一次读到这样的章节，我都会忍不住被吓出一身鸡皮疙瘩。

“兰州会议”也不是一味地严肃和沉重，也有令人忍俊不禁的小插曲，“众多循规蹈矩的诗论家们通过不请自到的四川青年诗人尚仲敏，第一次领教了所谓‘第三代诗人’的‘出格’风采。他为人们带来了好奇、神秘，最终据说还有愤慨。他有关‘第三代诗人’的定义令他们目瞪口呆。他说：‘诗人像老道一样感悟人生，这就是所谓的第三代诗人。’作为一种必要的补充，这位二十郎当的‘老道’在联欢会上自告奋勇要表演一个节目，谁也没有想到，他的节目竟然是声情并茂地朗诵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人与事：我所亲历的八十年代【诗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