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蛾已经出生，巨著总会完成（第19/25页）

在我看来，程永新这番话，一方面说明了自己以及《收获》对韩东的扶持，另一方面，却也侧面证明了韩东对文学的真诚与对朋友的热心。据我所知，除了朱文和李冯，还有很多作家在写作和发表上得到过韩东的帮助，特别是南京的年轻一代作家。

在接受汪继芳的采访时，诗人刘立杆回忆道：80年代末，韩东家里每天都会聚集着一大群文学朋友，有时候甚至两个屋子都堆满了人，朋友们在客厅里穿来穿去，那氛围非常吸引人。认识韩东后，刘立杆的文学观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南京作家黄梵甚至把韩东誉为与庞德同等重要的人物：

吃饭时，黄梵说：“以前看过庞德的传记，知道了庞德是个文学的推动者。……团结了很多人，特别是诗人。许多人出来都跟他有关，如海明威、乔伊斯、考利等等。艾略特的《荒原》，庞德看过后，帮他删了一半，使《荒原》比以前更紧凑了。庞德几乎影响了两代作家，他把一半的时间用来帮朋友出书、摆脱经济困难。现在，中国也有这样一个人，那就是韩东。1996年我重新写作后，与韩东开始接触，发现他在这方面很认真，没有私心，一心推荐作品，为《芙蓉》编辑小说花费了大量时间。在中国作家里，我还未遇到这样的人。”为了说明韩东的无私，黄梵还讲了一个故事：1997年下半年，黄梵把刚写完的一万多字的小说《同床共枕》拿给韩东看，韩东看后，给《人民文学》编辑李敬泽写了封信，说这个人将来会超过我。后来黄梵收到李敬泽的信，才知道这件事。这之后，《人民文学》发表了黄梵的小说《花瓶》。（[HT][HK]汪继芳：《断裂：世纪末的文学事故》）

现在回到“程韩事件”上。虽然程永新为韩东批评《收获》的言论感到憋屈和愤怒，然而，如果我们暂且把道德上的细节搁在一边，仅仅就事论事，就可以发现此事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公平地说，程永新的这番话，有可以理解的“悲愤”。中国的传统，讲究知恩图报、礼尚往来。《收获》对韩东们如此青眼有加，韩东们的确没有必要对这份刊物“放狠话”。但是，这段话也反映出了程永新在愤怒之中的口不择言，首先，将参与“断裂”行为的56个作家定位为“刚刚学习写作的新人”，是不大妥当的。诚然，这里面有少数几个年纪较轻，进入文坛时间不长，可以说是新人。但至少就我最为了解的诗歌方面而言，于坚、翟永明、吕德安、杨克等人都是成名十年以上的“老诗人”了，用“刚刚学习写作的新人”来概定他们，显得发言者对诗歌颇为外行。当然，也许程永新这样说是基于某个极为苛刻的前提，比如与卡夫卡、艾略特等人的成就来比较，这56个作家的确都是“新人”。可是，如果真的与卡夫卡、艾略特比较，不独这56个作家，所有中国作家不都是“刚刚学习写作的新人”吗？

其次，程永新把韩东和朱文比喻为“发育不良的侏儒”，以及说韩东“嘟嘟囔囔”、“落魄”、“病态”。有失厚道。无论如何，韩东“骂”《收获》，是对刊物的一种态度，针对的是“物”，没有涉及到人身攻击，而将一个健康的人说成是“发育不良的侏儒”，不仅有失风度，而且是明摆着的是进行人身侮辱了。

反观当时“断裂”行为出现的大背景，我们也许可以很“中庸”地认为：程、韩两人都没有错。从韩东的角度说，对《收获》的评价是整个“断裂”行为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他本无心在《收获》上下力气，他针对的更多的是一种文学体制，其中的偏激和决绝，也并不一定完全出自深思熟虑，而是一种策略上的需要。因此对于《收获》，可以说是一种无心之过，或者误伤；从程永新的角度来说，他身为《收获》的编辑，而且正好是韩东在《收获》发表作品的责任编辑，是作家的“伯乐”，他不可能不注重一个作者对曾经发表过其作品的刊物的评价，于是，作为众多回答中的一个，韩东对《收获》的评价被专门拎了出来，就显得异常突兀而刺眼。当人们——特别是与《收获》关系良好的人们——把这一原本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观点落足到具体的细节之中，“忘恩负义”和“吃完奶后不认娘”的“帽子”也就无法避免地被戴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