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第16/23页）

这首诗也反映了柏桦对诗歌的厌倦之情，此后十年间，他只写了几首诗，平均每年不足一首。

当然，如果要把“气氛”变得缓和一些，我们也可以仅仅把这首诗看作一个实力诗人不堪报刊编辑的频繁约稿而发出了反感之语，当众多的电话和信函由礼貌的问候变成某种理所当然的骚扰时，承受者必定产生烦躁反感情绪——你不是要我的诗歌吗？那么我就逗你玩，随便涂抹几行文字，你拿去吧，这些都是诗！

这的确是诗，是少数信笔写就但颇有价值的诗，它虽然在艺术成就上与诗人的其他优秀作品无法相提并论，但自有其存在的理由。自然，这样的诗只能偶尔为之而不能推广，正如第一个把女人比作鲜花的人往往占尽风光而跟风模仿者就会被视为东施一样。如果世俗一些，我们可以归纳出此类诗歌的一个特点：最好由名人来写。名家作品因其作者的身份和地位，占有某种舆论上的优势，有利于提倡诗歌的探索精神。而当今名家有真才实学者少，滥竽充数者多，因此，上述作品看似信手拈来，实则是一个优秀诗人能力的体现，是检验一个名家是否“名实相符”的试纸。如果检验通过，这些作品就因其对某种现象的尖利讽刺与揭示而成为诗歌中的另类，成为众多“随意之作”的精品。它们的存在，也将再一次向人们说明一个事实——杰出者之所以杰出，的确具有与一般人不大一样的素质，要么是洞察力的深度，要么是视野的广度，要么是思维的敏锐性。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我想，当今那些不分青红皂白的以攻击名人为乐事的“愤世嫉俗者”也许会收敛一些吧。

九

在我曾经进行过专题研究的数十个诗人中，顾城和柏桦是最富有传奇性的。对于顾城，我已有专文论及，这里暂且避开，单说柏桦的传奇之处。柏桦至今仅写了不足100首短诗，却几乎被公认为中国最优秀的抒情诗人，其地位不可动摇。最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个性格内敛的诗人，竟然多次主动离开许多文人趋之若骛的高等院校，甚至在诗歌道路如日中天时突然停笔当自由撰稿人，去替书商写了10年的畅销书。即使那10年中他只写了不足10首诗歌作品，平均每年不足一首，读者和文学史家对他也没有丝毫淡忘，他的作品和事迹进入包括北大洪子诚等著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新诗史》在内的所有新时期文学史版本。

关于那一段长达10年的自由撰稿人生涯，柏桦很少谈及，甚至在他那本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引起巨大反响的自传《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中，对这10年的经历也只字不提。在对柏桦进行深度采访之前，相信中国读者所了解的，仅仅是何映宇发表在《瞭望东方周刊》中《柏桦：我已经厌倦了呐喊》的部分信息：“诗人马松、万夏下海后做了书商，约我写书。我写一本《EQ情商》工作量大概也就三五天。我做书都快，我怎么做呢？书商确定了主题以后，我就找相关主题的书，十本左右，我搭一个构架，写一个目录，确定章节，然后就把这些材料直接放进去。当然我们很专业，不会出现版权问题，而且都是写‘编著’。大概五六天就能做一本书。当然也不是每本书都轻松，也有比较花费力气的。关于毛泽东诗词的系列丛书我都是专门写的。我对毛泽东诗词也比较有研究。……从1993年一直到2003年。也分几个阶段，1993年、1994年是初创阶段，一年写一两本。1995年开始就比较好，多的时候收入在十万左右，少的也有六七万，不很稳定，但还是比上班的工资要多。”

上面这段文字，写得过于笼统了，它抹去了一个具体的诗人在从事一项崭新的职业时的种种细节。2009年10月26日，我专门就一些细节性的问题向已经身为大学教授多年的柏桦进行了解，从中获得了一些他从未向外透露过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