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第7/9页）

“他是我的朋友，我想帮下忙……”我说，终于把另一只脚踏上了人行道。

“他不用帮忙，年轻人，到街那头去！”

警察的头发散落在脸颊上，制服也弄脏了。我木然地望着他，心中在犹豫，耳旁只听得脚步声越来越近。一切动作都放慢了。人行道上慢慢出现了一汪血。我的眼睛模糊了。我抬起头。警察好奇地瞧我。我听到在公园上空有鸟翼的猛烈拍击声；在我的脖子上我感到目光的压力。我转过身。一个男孩趴在公园墙上的铁栅上，圆圆的脑袋，苹果色的腮帮子，一鼻子雀斑，一双斯拉夫民族的眼睛。他一看到我转身就对身后的一个人尖叫起来，脸上闪现出狂喜的神色……我心中嘀咕：这是什么意思？接着转身去面对我不愿意面对的景象。

在场的警察已经有三个：一个瞪着围观的人群，两个在端详克利夫顿。那个开枪的警察又戴上了帽子。

“嗨，年轻人，”他一字一句地说，“今天我已经够倒霉的了——你究竟去不去街对面？”

我张开嘴，可是说不出话来。一个警察跪下来一面检查克利夫顿的尸体，一面在拍纸簿上记下几行字。

“我是他的朋友，”我说，那个写字的警察抬头望我。

“这个人完蛋了，麦克，”他说。“你再没有任何朋友啦。”

我看着他。

“嗨，米基，”爬在上面的男孩叫道，“那家伙冰冷了。”

我低头看。“不错，”跪着的警察说。“你叫什么？”

我告诉了他。在警车来之前，我尽我所知回答了他提的有关克利夫顿的问题。这次，警车总算来得很快。我呆若木鸡地望着他们把他抬进车子，又把那一箱纸娃娃也放进去。街对面人群的情绪仍然很激动。警车开走了，我转身朝地铁入口处走去。

“嗨，先生，”男孩的尖叫声从身后传来。“你朋友肯定会几手。哔，嘣！一、二，那警察就屁股落地了！”

这几句赞辞使我低下了头；阳光下我低着头走了开去，总想把刚才发生的一切从我心头抹去。

我缓步走下地铁入口处的梯道，什么也没有看见，心直往下坠。下面很凉爽，我倚在一根柱子旁，听到火车在月台另一头隆隆驶过，也感到空气冲击的啸叫。一个人怎么会自愿退出历史而去卖那种不三不四的东西？我想出了神。他为什么心甘情愿地放下武器，放弃讲话的机会，从而脱离唯一能使他有机会“确定”自己的组织？月台颤动着，我俯视下面，看见片片碎纸在气流中飞舞，列车驶过后就很快往下沉。他为什么走了？他为什么心甘情愿地跳下月台，扑到火车下面去？他为什么心甘情愿地投身于虚无之中，那没有脸的脸，没有声音的声音所构成的空虚，结果置身于历史之外了？我设法后退一步，用我所依稀记得的书中读过的词句来构成一段距离，而我则在这段距离之外观察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说过历史记录了人们一生的模式：谁跟谁睡了觉，结果如何；谁打过仗，谁胜了，谁活下来了并且得以对这场战争信口雌黄。据说，什么事都恰如其分地记载了下来——当然指的是大事。可是并不完全是这样，因为实际上只是了解到的、看到的、听到的事，只是那些记载者认为是大事的事被记载下来了，还有记载者的后台们赖以维持权力的谎言被记载下来了。那警察就将是记载克利夫顿情况的历史学家、法官、证人和刽子手；而我则是围观人群中他唯一的兄弟。我是能为他辩护的唯一证人；可是我既不知道他的罪行的轻重，也不知道他罪行的性质。今天，那些历史学家上哪儿去了？他们将如何记载这件事？

我站在那儿，看着火车进站出站时蓝色火花四下飞溅。他们究竟怎样对待我们这些匆匆而去的过客？在我没找到兄弟会之前，我就是这种过客——像一掠而过的鸟，因为看不清它们的模样而无法在学科上加以分类；它们没有鸣叫，因此最灵敏的录音机也无法录到声音；属性模糊不清，因此连最含糊的词句也不恰当；离开决定历史命运的中心太远，因此轮不上签署历史性文件，甚至连为那些签署文件的人喝彩都不配。我们这些不写小说，不写历史，什么书也不写的人。我们这些人怎么样呢？我思考着；就在这时，克利夫顿又在脑海中出现，地道里有一阵凉风滚滚而过，我走到长凳旁坐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