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元白的新乐府（第2/4页）

（一）强调诗歌“感人心”的巨大力量：“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至贤圣，下至愚……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与元九书》），也就是要求诗以感情为根，以语言为苗，以声调为花，以内容为果实，这样才能使贤圣愚人都受到感动。

（二）明确诗歌创作的正确目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上以纫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喻”（《策林》六十八）。即要求诗歌反映时事，为宣扬王者的教化，改变民间的风俗而作，起劝戒和讽喻统治者的作用，而不是仅仅为作文而作文。

（三）恢复古代采诗制：“选观风之使，建采诗之官，俾乎歌咏之声，讽刺之兴，日采于下，岁献于上也”（《策林》六十九）。

（四）艺术上要求主题鲜明，通俗易懂，朴素质直，便于歌唱：“首章标其目，卒章显其志。”“其辞质而径，其言直而切，其事核而实，其体顺而肆”（《新乐府序》）。

这些理论基本上本乎汉儒的诗教说。但把两晋以后偏重于颂美王政的观念放到了偏重讽刺时事，尤其是民生疾苦这一点上，并用于指导创作实践，这是古代诗歌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当然它们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首先，企图以诗达到上下交和、缓和社会矛盾的目的，想得未免天真；其次，过于看重进谏这一狭义的政治目的，当生活体验不够时，难免写出一些图解抽象概念的诗来，义虽可取而味同嚼蜡，使诗歌变成了“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而且在形式上为乐府诗规定了一套程式，也不符合艺术表现的特殊规律。由于把诗歌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定得过于狭窄，他们对前代诗人的评价也就有失公允，连李白、杜甫的诗也没有多少合乎标准，就未免过于褊狭了。

“新乐府”一名是白居易正式提出的，指的是一种用新题写时事的乐府式的诗，但以不入乐与否为衡量的标准。元白的新乐府讽喻诗在思想艺术上的成就首先应该充分肯定。它们广泛触及了中唐的各种社会政治问题，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都是中唐前期的新题乐府所不能企及的。如揭露宫廷和各级官吏对人民的残酷剥削，有《卖炭翁》、《红线毯》、《重赋》、《缭绫》、《杜陵叟》等；反映战乱以及外患给人民带来的痛苦，有《新丰折臂翁》、《缚戎人》等；指斥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的生活有《买花》、《歌舞》、《轻肥》等；反映广大人民困苦生活的有元稹的《田家词》、《织妇词》，白居易的《采地黄者》等；同情宫女的有《上阳白发人》等等。这些诗大都感受深刻，观点鲜明，言辞犀利，形象生动，充分显示出作者那种古诤臣的大义凛然的精神。但其中也有一些颂美的诗篇，如《七德舞》、《法曲》、《二王后》、《牡丹芳》、《骊宫高》等，有的赞美时主忧农、不喜逸游，有的称颂祥瑞，叹息卿士不知君心，虽有寓刺规劝之意，体现了讽喻诗的美刺原则，却是为历代唐皇歌功颂德，难免有虚美之词。

白居易的新乐府词句流畅，有如自然的散文，又富诗歌之美。新乐府中好的作品大多浅显俚俗，有民歌特色，能用形象表示主题。如《卖炭翁》活画出一个“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的卖炭翁肖像，又以“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几句，展现了几乎濒于生活绝境的老翁惟一的可怜愿望。最后揭示出一车炭被宫使尽数夺去的结果，便戛然而止。虽然未发议论，却余意无穷，令人自然悟出所谓“宫市”不过是奉旨掠夺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