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盛唐的诗歌革新（第3/3页）

把歌颂盛明转化为歌颂乘运而起、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使之与建安气骨在精神上取得一致。大雅颂声和建安风骨相结合，便是盛唐诗歌革新的基本精神之所在。但是当李白看清了天宝年间政治愈趋黑暗的现实以后，他又继承陈子昂和张九龄的《感遇》诗传统，写下了《感遇》、《古风》、《拟古》、《感兴》、《寓言》等一系列咏怀组诗和大量乐府歌行，运用比兴抒写理想、抨击现实，在安史之乱爆发前夕揭示出盛明气象下隐伏的社会危机，大大深化了开元诗歌风骨的内涵，这就将盛唐诗歌革新推向新的高潮。杜甫、元结等批判现实的诗歌也在同样的背景下汇入了这一高潮。他们发扬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创作了许多反映民生疾苦和社会弊病的新题乐府诗，以“忧黎元”的主题深化了盛唐诗歌的浪漫精神。杜甫的《戏为六绝句》还纠正了当时人在理论上只重建安气骨、否定初唐“四杰”的偏颇，在否定齐梁轻薄伪体的同时，又强调在艺术上学习齐梁清词丽句的必要性，提出了具体分析六朝文风的标准。他和李白的理论和创作反映了盛唐诗歌革新的最高成就。因此概括盛唐诗歌革新的过程，可以说，它是由张说导向、以张九龄、王维为核心，由一批开元诗人共同完成，最后由李白加以总结并进一步深化的。尽管天宝诗坛和开元诗坛显示出不同的特征，但开元时代那种蓬勃的朝气、爽朗的基调、无限的展望、天真的情感，在天宝时代李白、杜甫和岑参的诗里仍然得到集中的反映。从这一点来说，开元精神是盛唐气象的核心，也是盛唐时代性格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