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爱情（第4/5页）

“每一次进城，我都从她的眼睛里看出：她在等待着我。她本人也曾向我承认，打从早晨起，她就有一种特殊的感觉，预感到我就要到来。我们交谈了很久，也静默了很久，但就是没有表白我们彼此的爱情，并且犹豫忐忑地、带着醋意地掩饰这种爱情。我们对一切可能揭穿我们这一秘密的事情都感到害怕。我温柔地、深深地爱着她，但我也思前想后地问自己，万一我们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那么这种爱情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我这种默默的苦恋会突然破坏她丈夫、孩子和他们全家的正在过着的幸福生活。而这个家庭却是如此地爱我，如此地信任我。我这样做诚实吗？她若是跟我走，我们到哪里去呢？我能够把她带到哪里去呢？假如现在我过着美好的很有意思的生活，假如我正在从事着比方，为祖国解放而斗争之类的事业，或者我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一位演员、一位画家，那自然是另一回事。可是现在我只会把她从一个平淡、单调的日常生活带进另一个同样的，甚至更为单调无聊的生活环境里去，那我们的幸福又能维持多久呢？万一我病了，死了，或者干脆我们彼此不相爱了，到那时她会怎么样呢？

“看样子，她也有类似的考虑。她考虑自己的丈夫、孩子，考虑那爱女婿如同儿子的母亲。如果她屈从于自己的感情，那么她就必须撒谎或者说出实话，而就她所处的地位来说，无论是哪一种都是同样的可怕和不妥。折磨她的还有一个问题，即她的爱能否给我带来幸福，会不会使我本来就很艰难的、充满诸多不幸的生活变得更加复杂呢？她觉得她对于我来说已经不大年轻了，要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她也不够勤劳，精力不够充沛了。所以她常对丈夫说，我应该娶一个聪明的般配的姑娘，将来才能成为一个好主妇和好助手。不过她又立即补充说：这样的姑娘恐怕全城也未必能够找到。

“这期间又过了好几年，安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当我来到卢加诺维奇家时，仆人微笑着来迎接我，孩子们则大声喊着巴威尔·康斯坦丁诺维奇叔叔走过来，搂住我的脖子，大家都很高兴。他们并不知道我心里有什么感受，都以为我也很高兴。大家都把我看作是高尚的人。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觉得走进屋来的是一个高尚的人，这就使他们对我的态度特别的好，似乎我的到来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纯洁更美好了。我和安娜·阿列克谢耶夫娜一起去看戏，每次都是走着去。我们并排坐在池座里，肩擦着肩。我默默地从她手里接过望远镜，这时我就觉得她跟我十分亲近，她就是我的，我们彼此不能分离。然而由于某种奇怪的阴差阳错，每次走出剧院时却又像陌生人一样，彼此告别分手。城里人已经议论纷纷，天晓得他们说些什么，不过他们所说的没有一句是事实。

“最近几年安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开始更常去看她的母亲和她的姐姐了。她的心情很不好，觉得事事不如意，生活一团糟，因此她既不愿意看见丈夫，也不想看见孩子。她已经在治疗神经衰弱症了。

“我们都沉默着，一直没有说话。当着旁人的面，她总是对我莫名其妙地怒气冲冲，不论我说什么，她都表示不同意；如果我跟别人争论起来，她就站在我敌对者一边；如果我失手打翻了什么东西，她就会冷冷地说：

“‘给您道喜了。’

“跟她去看戏时，如果我忘记了带望远镜，事后她就会说：

“‘我早就知道您会忘记的。’

“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我们的生活中的任何事情或早或晚都是要结束的。诀别的时刻到了。由于卢加诺维奇被任命为西部一个省的法院院长，需要把家具、马匹、别墅都卖棹。当我们坐车来到别墅，然后又回来时，大家都不断回首，希望最后一次好好看看那花园，那绿色的屋顶，人人都不免有些伤感。我明白，不得不与之告别的何止是别墅。已经决定，八月底，按照医生们的建议，我们要送安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到克里米亚去疗养，稍晚，卢加诺维奇也将带上孩子们到西部那个省去赴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