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号病房（第18/27页）

八月，安德烈·叶菲梅奇收到一封市长的信，说是有很重要的事请他去一趟。安德烈·叶菲梅奇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市政厅，在那里他看见在座的有军事长官、政府委派的县立学校的校长、市参议员、霍博托夫。还有一位很胖的、淡黄色头发的先生，据介绍，他也是一位医生，这位医生姓一个很难发音的波兰姓，住在离城三十俄里远的一个养马场里。他是顺路路过此城的。

“这里有一份关系到您的工作部门的申请书，”待大家都打过招呼在桌子边坐下来时，市参议员对安德烈·叶菲梅奇说，“叶夫根尼·费多雷奇刚才说，我们主楼里的药房太窄了，应把它搬到一个厢房里去。这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搬去，但是主要问题是厢房也要修理了。”

“是的，不修理不行了。”安德烈·叶菲梅奇想了想后说，“不过，如果要把拐角上那个厢房改做药房用的话，我想至少得花五百卢布。这是非生产性开支。”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

“我在十年前就已呈报过了，”安德烈·叶菲梅奇用平静的声调继续说，“照目前这个样子，这所医院对这个城市来说，是一个超过了它的负担能力的奢侈品。它是在四十年代建立的，不过那时候的经费与现在不同。城市在不必要的建筑和多余职位方面开支太多了。我想，用另一种办法，这些钱可以维持两个标准的医院。”

“好，那您就提出另一种办法来吧！”市参议员兴致勃勃地说。

“我已经向您呈请过把医疗部门移交给地方自治局办理。”

“好嘛，您把钱交给地方自治局，他们会贪污的。”浅黄色头发的医生笑着说。

“这是照例如此的。”市参议员同意说，也笑了笑。

安德烈·叶菲梅奇用无精打采的无神的目光看了一眼浅黄色头发的医生，说道：

“应当做到公正才对。”

又是沉默。茶送上来了。不知为什么，军事长官感到很窘，隔着桌子碰了一下安德烈·叶菲梅奇的手说：

“大夫，您把我们全忘了。不过，您是修道士，不打牌，也不喜欢女人，您跟我们这些人来往，一定觉得挺没意思吧。”

大家都谈到，一个正派人在这个城市里生活多么枯燥乏味，没有剧院，没有音乐。在最近俱乐部的一次舞会上，来了将近二十个女士，而男舞伴却只有两个。青年人不跳舞，都聚集在小卖部旁边，或者就是玩牌。安德烈·叶菲梅奇任何人也不看，小声地、慢慢地说：很可惜，城里人都把自己的生命精力，把自己的心灵和智慧浪费在玩牌和搬弄是非上面，而不愿把时间用在有趣的谈话和读书上，不愿享受智慧提供的快乐。可惜极了。只有智慧才是有意义的、了不起的，其他的一切都微不足道，低级。霍博托夫认真地听着自己同事的讲话，忽然问道：

“安德烈·叶菲梅奇，今天是几号？”

得到回答以后，他和淡黄色头发的医生就以一种连自己也觉得不合适的主考人的口气开始问安德烈·叶菲梅奇今天是星期几，一年共有多少天，六号病房里是否住着一个了不起的先知。

在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时，安德烈·叶菲梅奇脸红了，说：

“是的，这是一个病人，不过他是一个有趣的年轻人。”

他们再也没有问他任何问题。

当他在前堂穿大衣的时候，军事长官伸出一只手放在他肩膀上，叹口气说：

“我们这些老头子该退休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走出市政厅时才明白，原来这是一个奉命考他的智力委员会。他回想起了他们对他提出的种种问题，脸红了，而且不知为什么，一生中第一次痛苦地为医学感到惋惜。

“我的天啊，”他想起了那些医生刚才怎样考他的情形，“须知，他们不久前刚听完精神病学的课，参加过考试，怎么还会如此愚昧无知呢？他们连精神病学的概念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