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与散文（第7/16页）

相比她在班上讲过的东西，我倒更记得这位老师的各种肢体语言与怪癖——在阐明重点时，她用一支铅笔敲自己的头顶；在被激怒时，她取下眼镜，用手指着自己的眼球，嘴里不停地“啧啧！啧啧！啧啧”。当她这副样子出现时，总是引起咯咯笑声，这时她就会把眼镜戴回去，然后面带愤恨地环顾四周。

一场裁军会议——国际联盟[77]。德意志帝国新成立了一个政党，由一个叫作希特勒的人领导。所有这些都没太多意义。每个人都知道，绝不可能再有另一场战争了。哪个国家还会再挑起那样一件事情呢？即使未来这件事情发生的话，为什么将会在欧洲？一张张美国人的脸庞，绝不会再在欧洲的泥塘子里面腐烂。

“他们说了实话。他们是对的。”麦克说道，我抬头看着他。他仍旧在给书籍打包，在这些书中有《K连》[78]《永别了，武器》《战争之路》以及《巨大的房间》[79]。在我们的青春期中，一切关于过去战争的痛苦与毁灭的制高点，最终都已被表达。这些书对我们的影响不能被夸大。麦克按照书的大小将它们分门别类，堆积起来。

“他们是正确的，但只在他们的时代。他们不会意识到有些东西甚至比战争更加糟糕。你知道的，对吗？”

“是的。”我回答道。

现在书被装到箱子里了，麦克也停下来歇口气。他走到药品柜那儿，张大他的嘴，在烂掉的牙龈上涂抹碘酒。然后他在一只还没打好包的箱子上坐下，双拳支撑住额头，他的脸色潮红，不停地出汗。

“听着！”麦克突然说，“你还记得一九三五年五月吗？你是否能想起那么久以前发生的事？”

苏加抬头看他，他没有给它什么回应，它深深地叹了口气，肋骨都突了出来，然后低下头来，枕在爪子上。

“那年五一节时是我在大学的第一年，我还是一个学生俱乐部的成员。我们在阅兵场内游行，我当时举着一方巨大的标语，上面写着：‘反对战争和法西斯’。一切事情非黑即白。战争是邪恶的，法西斯是邪恶的——它们之间可以画上等号。我们从来都没有料想到，我们将不得不在它们之间做出选择。”

“那一年，他们也在德国举行了游行，”我很快地应道，“但是他们游行的标语没得选。”

“是呀，”麦克说，“他们同时也在游行。”

麦克开始叠他那套不错的西装，以便放进旅行袋里。“是西班牙，”他说，“是西班牙使我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醒过来的。”

“那是第一回合，我们输掉了第一回合。在那之后，我们被迫陷入了怀柔政策，时间太长，以至于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放弃了。我们并没有造成这场战争，为什么不得不陷到这场战争中去呢？我为什么要问你？让我们就在这儿这么坐下来，喝着潘趣酒，看看会发生些什么。或许地球那一边的野蛮兽类压根就不会注意到，我们也进到这个擂台上来了。”

他刚刚说的话里多少有些真相。过去的这一年有种怪异的、摇摆不定的特征。闪电战[80]——欧洲的溃败——收音机中的葬礼进行曲，预示着每一场新的陷落——残骸的前身，曾经是所谓的“民主政治”。我们身在美国，不能一下子领会到其中的全部奥妙。我们时刻准备着，准备为民主政治的改善而战，而为民主政治而战则意味着它本身不再是一场卑劣的战争了。

我们从来都不知道，我们将不得不开足火力指向外界，以此来逃脱完全的毁灭。我们曾经士气低落。与我们的内心达成妥协，并将我们的传统调整到必要性上，以便作为一个立场分明的国家来推进行动，这花了我们很多、太多的时间。我们不得不去重新验证我们的理想，将很多东西抛诸脑后。我们不得不去面对一场道德危机，对于它我们并未准备充分。不过，在最后，我们终于得出了结论，并且准备好要行动了。我们挺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