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与我（第4/13页）

我们都是从一条道路走出来的，在共同的追求中孕育了英雄主义精神，在一次次碰壁之后，我们懂得了什么是能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学会了逃避许多我们该做的事情。但是我常常告诫自己，要避免学会以非难或指责别人来解脱自己。在很多时候，慎重和苟且、拘谨和猥琐、小心和怯懦是很难划清界限的。很多人对刘氏兄弟的行为不解甚至不以为然，认为他们做的事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我觉得对这种想法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谁都有权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决定做什么和不做什么，谁都有弱点和局限性。应该允许一个人崇尚某种行为、某种境界，也应该允许一个人在现实中和他所崇尚的东西有距离。很多人崇尚耶稣是事实，没有人能成为耶稣也是事实，这是两个必须同时接受的事实。软弱，大多是可以被原谅的，但用个别人的行为为自己的软弱开脱、辩护，则是不可以被原谅的；改变信念，是应该被理解的，但因为自己的改变而对别人的坚守表示不屑，则是不厚道的。对于那些自我标榜并想从自我标榜中获得功利的人，公众和舆论就有权用他所标榜的东西去要求他。如果他为此付出了代价，那也是他必须承受的，即使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也并不值得特别同情。

如今我已无法从刘氏兄弟那里知道，他们当初何以把家贡献出来，使之成为民办刊物的大本营。但是我仍记得那张破旧的八仙桌，记得旧得看不出颜色和式样的碗柜，柜子里常常是空荡荡的，没有任何食物储备；记得那张铺板搭成的床，我们蜷缩着腿坐在床上开编委会，芒克和他的妻子在那张床上度过了热恋的浪漫时光；记得不知是谁用手绘制的窗帘，红、黄、白组成的抽象图案，有各式各样的几何图形。不记得是谁告诉我，三角形代表女人，我曾把这意象写进一篇题为《带星星的睡袍》的短篇小说里，发表在《今天》文学研究会内部交流资料上；还记得振开从家里拿来像砖头一样大小的录音机，现在想起来，那音质实在是极差的，但是在七十年代末的中国，无疑是一件奢侈品，听着音乐干活成了我们最奢侈的享受。

七十六号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很多素不相识的人来这里义务劳动。不记得是哪期，我把散页拿到家住附近的一个大学同学家里装订，他们工作到深夜，然后又从自己腰包里掏出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助学金订阅杂志。还有很多文学青年来这里朝圣，一个外地青年写来一封像散文诗似的信：“沐着五月的阳光，迎着燥热的风，我踏上了北京的街道。今天我来，只是为了《今天》。活动一下搭车时坐麻的双脚，沿着长安街向公共汽车站走去。不是去会情人，也不是去王府井采购新鲜的商品，可是心却为等待将临的那一刻而紧张地跳动……”

4

提起诗人，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标新立异的披肩长发，是喜怒无常的神经质，是让人不能不接受的狂妄。然而这些不属于振开。他高而瘦而白，留那种最普通的学生头，穿一件洗旧了的蓝色棉布大衣，戴一顶浅色毛皮帽子，性格抑郁不善言谈。在我的印象中，他好像不会高声说话，也没有激烈的言辞，他的执著深藏在不苟言笑的矜持中。

我们相识时，正是他心情最不好的时候。他唯一的妹妹珊珊因为抢救落水儿童刚刚牺牲不久，他在给友人史保嘉的信中说：“如果死是可以代替的，我宁愿去死，毫不犹豫，挽回我那可爱的妹妹，可是时势的不可逆转竟是如此残酷，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有时我真想迎着什么去死，只要多少有点价值和目的。”以后他把长篇小说《波动》题献给了珊珊。

与文弱的外表和内向的性格形成反差的，是振开一贯鲜明的立场和勇气。当年李南、桂桂和程玉第一次为《今天》工作时，振开颇像政工干部与下属谈话时那么郑重其事地说：“如果有人找你们麻烦，你们什么也别承认，都推到我和芒克头上。”这话虽然激怒了这几位女志愿者，她们当即表示，都是成年人了，自己做的事当然应该自己承担，但他严肃的表态，无疑使她们建立了信任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