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与我（第3/13页）

我认为，列举这些人的背景，记述他们的个人经历，对于了解、研究《今天》的生成和影响并非赘言。这些人都只是文学爱好者，但并不搞创作，他们聚集在一起都有文学以外的理由。这至少说明，在当时的中国，也许不仅仅在中国，纯粹的文学、学术是不存在的。不管《今天》的创办者是如何地试图纯文学，都无可奈何地与初衷相背离，而一旦介入其中，将不可避免地被逐出主流社会，其命运的坎坷也是可想而知的。时至今日，我的这段和《今天》有关的历史，仍然被不知情者认为是我热衷于政治的表现。对此，我从不辩解，自由的意志和精神总是与现实社会相悖，要么你放弃自己的权利，要么你就是这个现实社会的叛逆者。

《今天》创刊快二十年了，但我相信有一些人还能记得这个日子。当年，对于我这样一个经历了牢狱之灾的女孩子，《今天》就像是从深海里浮动出来的冰山，是落水者生命的桅杆，是流浪者的精神家园。我们从不同的方向走来，在一种精神的感召下汇合在一起，并必然地从这汇合点向不同的方向出发。对于历史来说，这是一个事件，一种现象，一场运动，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能对历史产生影响，但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但对于个人来说，这就是命运。宇宙的规律告诉我们，星聚星散有着它神秘而不定的规律，人也逃不脱这一规律，任何人的意志都无法改变，只能是沿着各自命定的轨迹相聚与离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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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我便参与了《今天》的具体工作。第一期是手刻蜡版油印，字迹很难辨认，从第二期起改为打字油印。我们分头通过私人关系寻找打字员，让他们用公家的打字机偷着利用业余时间打，以每版一元五角的价格付费。我找的打字员是我们大学印刷厂一个工人的女儿，她在某民主党派办公室工作，我经常中午到她家去交接稿子，有时候，她用单位的蜡纸为我们打字会使我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我们的钱的确少得可怜。最初都是一张一张在油印机上推出来的，然后折页、配页、装订，大家轮流着没日没夜地干。别人可能想象不到，第三期（诗歌专刊）中的十余幅由钟阿城画的线条画是制成锌版后像盖图章一样一页一页盖上去的。当时，我在大学担任学生会工作，我主编的刊物《初航》在校印刷厂用手摇机印刷，这正好是一个偷梁换柱的机会。我把《今天》第三期的蜡纸拿去顶着《初航》的名义让校印刷厂印，既省了力气又省了纸。流传开的《今天》是铅印的天蓝色封面，当时的民办刊物没有一本是铅印封面，我们可算是出了风头。尽管如此，它的质量与现在书摊上摆放着的任何一种杂志都无法相比，但是我们的读者来信说：“我闻着那油墨的芳香，心里是多么欣慰……”

铅印的难度是极大的，原因是没有一个工厂敢接没有介绍信的活儿。按规定必须有行政部门开具的介绍信，介绍信是我以学生会的职务之便开出来的，我从家里拿了父亲舍不得喝的汾酒和包装精美的巧克力糖贿赂印刷厂厂长，他居然当做学生会的刊物给印了。印好的封面是芒克和刘念春用肩膀扛回来的，后来大量的封面是通过一凡联系外地一家杂志的主编帮助印的。以后我又两次以学生会的名义把音响设备弄到手，供我们在公园开朗诵会使用。

因为住校，我只能在周末到编辑部去。编辑部在北京东城一个普通的四合院里，院内到处是临时搭建的厨房、矮棚，我们占用的东厢房是刘氏兄弟的家。按理说，他们不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不可行的，所以我更愿意把他们的行为看做是一种姿态。也就是说，他们的出发点不是可行与不可行，而是应该与不应该。当人的正当权利被剥夺，自由的意志受到挑战的时候，是非与价值，只能在另一个层面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