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评论（第9/11页）

所以情人根本不是主角，他是中介，“过渡”。他是反映“我”转换变化的一面镜子，而且以一种最为复杂的方式，从自己看自己的“我”转变成为情人眼中的“他人”。情人在这里是所谓“生息”，为搭档产生出新价值和新意义的生产者。至于“我”的变化，人们早已看到，变化已在极其微小的差异中具体化，没有名字，只有一个非自身的代名词——第三人称代词。这时，情人的叙事功能已不能再适应相应的参照功能，情人的叙事功能现在建立在一种对立关系上，即我——他。这是新出现的叙事功能所建立的三极关系，即我——他——她，任何关系的发生同样都包括在这个范围内；说其中两个成员归并为一，也仍然起作用，而且其中一加一按另一种逻辑就等于三。这个第三项“她”，构成为某种将成未成的结果：即归并中的变异，变异性。

在杜拉斯那里，这种三极关系叙事功能绘出了一个三角图式，这在她一系列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发展高峰时期无疑应该是这些作品：《直布罗陀水手》（1952年），《洛尔·瓦·斯泰因的迷鲫（1964年），《副领事》（1965年），《她说毁灭》（1969年），《印度之歌》（1973年），而《爱情》（1971年）一书类似某种纵向聚合关系范型的图样，在这本书中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的无名的影子在海滩上描绘出一幅爱情活动动机的图景。这种三角关系在《情人》中通过海伦·拉戈奈尔这个人物也有迂回的描写：

海伦·拉戈奈尔身体略为滞重，还在无邪的年纪，她的皮肤就柔腴得如同某类果实表皮那样……

我因为对海伦·拉戈奈尔的欲望感到衰竭无力。

我因为欲望燃烧无力自持。

我真想把海伦·拉戈奈尔也带在一起，每天夜晚和我一起到那个地方去，到我每天夜晚双目闭起享受那让人叫出声来的狂欢极乐的那个地方去。我想把海伦·拉戈奈尔带给那个男人，让他对我之所为也施之于她身。就在我面前那样去做，让她按我的欲望行事，我怎样委身她也怎样委身。这样，极乐境界迂回通过海伦·拉戈奈尔的身体、穿过她的身体，从她那里再达到我身上，这才是决定性的。

海伦·拉戈奈尔这个名字与“她”字谐音，有时也写作“海伦·拉”，爱情关系在此就这样具体化了，也就是说，不同的人一起获得那种“极乐境界’是不可能的，但在那种欢乐中“我”可以消失，但由于“认知”，“我”在其中可以获得并看到自己处在狂欢极乐之中。很清楚，这决不是一般常见的那种意指（如情节剧中“夫妻之外再加上第三者”），而是借助这种新的人物叙事功能（结构功能）形成为一种正在建立的既定意义的移位，也可以说是一种参照性意指，一种微分意指（signification diffirentielle）。

事实上，这种意指作用在杜拉斯那里是由矛盾修饰手段的配置这种特有的渠道转化而来，其中情理与悻理（意义与反意义）相互纠结，因而冲破决定传达系统的反义网络。例如，爱情在其中有时写成为意义矛盾的词的组合：“说得很有戏剧味儿，说得既得体又真挚”，不过，更为常见的是《情人》中许多对立方面的设置保持有一个距离，这样就可以使意义不要被粗暴地扭曲。因此，谈情说爱的语言采取两种相反的方式加以处理，有时采用一些女店员、年轻女子都熟悉的陈词滥调，如：

“他对她说，和过去一样，他依然爱她，他根本不能不爱她，他说他爱她将一直爱到他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