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丽贝卡（第45/88页）

但我们要记住30年代的教训：无任事情变得有多糟，它们总有可能会更糟。因而这还不是大萧条的最后一站。这一切将会被一位摄影师所记录，他刻意避开那个时代的纪录摄影所关注的重点。

26. 《黑人聚居区的公寓楼入口》（Entrance to Apartment House in the Black Belt）埃德温·罗斯金，芝加哥，1941年4月

有时摄影师会彼此拍摄，偶尔，他们会拍摄工作状态下的对方，更常见的是他们拍摄彼此的作品。有意或无意地，他们常常和同时代的人或前辈进行对话。谁又能将温诺格兰德在50年代拍摄的一张未命名的照片排除在对兰格的礼赞或兰格式（当然，我是指和兰格相关的主题）的尝试之外？在画面右边有个结实的穿着西装戴着草帽的男子背对镜头［27］。他正和左边抬头看他的男士交谈（我们只能看到他的头）。再往左是一个木架上的帽子。因为帽子通常是人道的标识物，这就成为人类的帽子货架，又长又瘦，宛如瑞士雕塑家贾科梅蒂的作品——但更为基本，更接近于——用马丁·艾米斯的话说就是——人类的台球杆。就好像有三个人出现在画面中，其中两个戴着帽子。

27. 未命名，加里·温诺格兰德，20世纪50年代

到50年代，摄影史上最辉煌的帽子时代已然过去。戴帽子由以往几乎是强制的转变为可以选择，它也不再是人们遭受超出掌控或理解范围的经济力量蹂躏的可靠指标。帽子就是帽子而已。帽子和30年代纪实摄影关系如此紧密，以至于可被看成那个时期摄影史风格的象征。温诺格兰德的照片生动地表明摄影与经典的“纪实风格”已拉开距离。萨考斯基在“新纪实摄影展”（1967年）中说，它是将温诺格兰德、阿勃丝和弗里德兰德同其前辈兰格区分开来的教科书说明。后者“拍摄照片服务于社会事业……显示世界出了什么问题，并说服同伴采取行动把事情做好”。相反，“新时代摄影师将纪实手法导向新的、更为个人的目标”。温诺格兰德照片运用了一些主题——帽子——和早期阶段几乎同样，但显示了其是如何被取代的过程。根据这些条款，右边的人代表30年代；左边的帽架代表着摄影的未来。30年代的“宣传”照片让位于更为怪异的、更有特质的摄影。30年代的帽子无论承受多大的蹂躏，它始终未被非人化。相反，它和佩戴者密不可分。如今我们看到帽子和佩戴者的象征性分离。兰格忠实于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对巴尔扎克的评论：如果他“描写一顶帽子。他这样做是因为一个男子在戴它”。新一代摄影师描述一顶帽子是因为它碰巧在那里。温诺格兰德的照片恰是这一转型的表达和展现。

显然，温诺格兰德不是第一个拍摄一顶不在某人头上的帽子，帽子与人分离。但温诺格兰德的照片恰是我关注到的。运气？是的，但不比他首先碰巧看见这一点更为幸运。温诺格兰德在寻找拍摄对象——寻找某种共鸣，假定某种正确的创作——和兰格倾向于“没有事先计划”或先入之见相一致，他头脑中并没有特别的计划。他没有比我更刻意寻找一顶帽子。但关于这顶帽子的一些东西，就在那一刻，打动了他，也打动了我。巧合？这个问题没有意义。正如卡蒂埃·布列松所说，“只有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