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丽贝卡（第44/88页）

在大学里学习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我认识到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季米尔的等待展现了所谓的人类状态。在现实中，这一普遍的状态在特定环境下得以显现；“荒诞”也总有可识别的内容或背后的经济因果关系。与此相一致，兰格指出她五年前“会认为拍一幅男人的照片就够了”，现在她想拍摄一位男子“站在他的世界里”。第一个象征性的支撑是一堵墙：他背对墙。她也故意显示“他的生计，像是倾覆的小推车”。小推车本身像是被损坏的残骸。对于兰格来说，这一点尤其切中要害，因为巨大的象征性的希望和方向盘有关。如果方向盘在手，你就可以继续前行。因此在她的一些最有英雄气概的作品中，人们紧紧抓住老爷车的方向盘，依旧把握自我决定的主动权。他们也依旧头戴帽子。这种韧性——帽子和精神——本身就是痛苦的根源。渴望放弃、停止，表明不是想摆脱尘世的烦恼，而是要脱掉破旧的帽子。在《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中，乔德家中的其他人眼睁睁看着，约翰叔叔山穷水尽，无以为继时冲向酒水店要把自己喝死，“他在纱门前脱下帽子，扔进尘土中，在地上自卑地用脚后跟蹭着。他把黑帽留在那里，破烂、肮脏。他进店走向铁丝网后的威士忌酒架”。(35)

24. 《贫民区》（Skid Row），多萝西娅·兰格，旧金山，1934年

当时局变得很困难——又是该时段的纪实摄影的另一个教训：时局总是变得更糟——帽子已仅仅沦为一个枕头。在1934年旧金山的贫民区，兰格拍摄了两个正在睡觉的人，蜷缩在霍华德街上，以硬地为床［24］。他们从背靠墙变成头枕人行道。但你仍然觉得帽子是慰藉的来源——总比什么也没有强。

随着形势进一步恶化，又出现了熟悉的盲乞丐形象。在约翰·瓦尚摄于1937年的影像中，可以看到在华盛顿特区麦克拉克伦银行有限公司门口乞讨的人［25］。他的情形像是对如今无家可归的人在ATM机前扎营现象的预示，靠近河流的源头却无法解渴。瓦尚开始将穷困和企业势力并置，并达到一定效果。和兰格拍摄的手推车旁的男子照片一样，他也背靠墙，但在这种情况下，墙壁的存在是为了将他和身后银行代表的财富积累隔离开来。在斯特兰德、海因及他人的影像中，盲人标签述说了他的全部故事。在本幅照片中，故事简直就写在墙上，不是涉及他本人，而是将他排斥在外的一切。兰格的手推车是男子生活被倾覆的象征，而这里的帽子已然底朝天——不再保护头，而是用来讨饭。不再依赖他自己，他已抛弃自己的个性或身份。早期盲人照显示他们往往提供什么作为交换（通常是音乐）；这里他只是站着，而帽子里面，正如我们所见到，空无一物。

25. 《盲乞丐》（Blind Beggar），约翰·瓦尚，华盛顿特区，1937年11月

我们看到头戴帽子的人被逐出人行道，手拿帽子在乞讨。帽子的命运反映了经济和社会的衰落故事。埃德温·罗斯金（Edwin Rosskam）于1941年在芝加哥拍摄的照片记录了另一波新的经济低潮［26］。在建筑物的门口，我们看到一个男子，虚脱地坐在石台上，未戴帽子的头垂在两膝之间。从柱子后刚好可以看到帽檐，从他头上滑落躺在他脚边。这是最终的失败。他难以为继。裁决就显现在他右手攥紧的皱巴巴的白手绢：他已经向生活投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