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丽贝卡（第39/88页）

时光流逝。人们变老，失去爱，各自走自己的路。卡里斯和韦斯顿在1934年相遇，于1939年结婚；1945年秋她写信告诉他自己要离开，1946年他们离婚。韦斯顿在1948年拍摄了最后一幅照片，他死于1958年。这些都是日期。写这本书的最大困扰是无止境地需要确定和核实日期。我希望它们都是正确的。然而在某种意义上，日期是互不相关的。一个生命的价值不能由时间顺序来评估。若果真如此，那么唯一要紧的一点是——像是在比赛的冲刺关头——你死时有何感受。［这是摄影师乔尔·斯坦菲尔德（Joel Sternfeld）在他书中《在现场》（On This Site）提出的问题之一——“最终我们做什么就是什么吗？”］让生命有价值的时刻或阶段可以来得或早或晚。对于运动员，或是仅有美貌的女人，它们当然来得较早。而作家、艺术家以及其他人，它们可以出现在任何时候。如果你够不幸，它们根本就不会出现。有时，这些瞬间得以保存在照片里。艺术家（或模特）的表演、作品，以及运动员的比赛结果——生命的救赎可以在任何需要救赎的事物之前来临。有时，年表会模糊这一点。

背影会暴露性情、年龄和社会状况。

——埃德蒙·杜兰蒂（Edmund Duranty）论德加

1927年——又是日期！——韦斯顿拍摄了一些非个人化的，用于雕塑研究的女人背部。自然是裸体：完美地诠释了他不肯通融的信念，“照相机应该用来记录生活，渲染事物本身的实质和精华，无论是高度抛光的钢板或令人怦然心动的人体”。他也深信摄影的存在是为了处理“即刻的当下，当下的某一瞬间”。结果是他所拍摄的对象往往缺乏历史情境，独立于社会评论之外。埃文斯明确否认其作品中的意识形态成分（“不涉及任何政治”）；对于韦斯顿，这样的放弃声明显得多余。(32)背影的拍摄体现了这一延伸的、最典型的韦斯顿作品阶段。与此形成最鲜明对比的是，多萝西娅·兰格的探索之路，人们的后背照可用来设计以传达出社会——政治情境。

我想拐弯抹角地，也可以说是从侧面来剖析兰格的后背照。她著名的“高原女人”照片便是侧面照，以手抱头，比同一女人的正面特写——我们要面对她的脸孔的明确事实——更具表现力。和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相似——略去贵族气质或艺术忧郁——说明她的侧影要比伍尔夫缺失许多内容。高原女人身体没有残留的优雅，脸上也读不出语言的扩展，因为此张脸已枯竭，唯余紧闭的嘴在拒绝向困难言败。在1952年，兰格拍摄了一个纽约妇女令人迷惑的侧影，她有着街上美女惊鸿一瞥的神秘迷人。当她转过来更直接面对相机时，她就变得普通、朴实、困惑，看着街道，如在高原地区等待公交车的人一般绝望。《消失的侧影》（The Profil Perdu）传达的与其说是个人不如说是瞬间的意义——每个人熟悉——当城市所有浪漫的可能性飞快地聚集在一个人身上。这个瞬间是诗意的，充满希望，而另一个更加直率的正面照则要大打折扣。不是因为她原本不够美——我在试图清楚地表达对照片的反馈，而不是一个女人的外貌——而是因为第一幅照片像是一个承诺，在遵守之前，它会被破坏上百次。(33)

考虑到兰格平实而坦率的请愿，在方法上更像是一个宣传者（她无法明白为什么“宣传”被认为是“一个贬义词”），毫不奇怪，她最好的作品不是显露外表，而是思考它们的神秘性和暧昧性。令人惊奇的是她的作品在这个方面发展出了自身的某种确定的信念或思考，同样令人惊奇的是兰格彻底而坚决地保持着迂回性，以至于其带来了一种完全相反的方法。因此，她有时会彻底放弃正面肖像，转而聚焦于那些背对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