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丽贝卡（第19/88页）

阿勃丝死后，格德林回忆起她，仿佛是在描述自己的照片，“仿佛一种稀有鸟类不堪重负，笨重的绿色帆布袋挂在一个肩膀上，把她的身体倾向一边，21/4相机附加的闪光灯挂在脖子上，不断持续的追求。一个娇小的身体总要压上摄影设备，是必要的负担”。她所依赖的那些负担，最终还是难以承受。

1968年，阿勃丝住院休养了一段时间之后，她发现自己有点“脸盲”，她开始害怕工作。她写信给一位朋友，解释说“我把相机挂在脖子上，虽然我没有使用，但是我很感激我只是戴着它”。相机在这里起到了身份确认的功能，就像斯特兰德所拍摄的《盲妇》脖子上挂着的“盲人”牌子一样。直到1970年10月，这完全符合阿勃丝作品毫不动摇的逻辑，也许“假”相机已经成为她状况的真实表达，她在职业上陷入了盲目：“如果我不再是一个摄影师呢？”

在九个月内——格德林拍完此照的两年后——阿勃丝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此后，阿勃丝拍摄的主角似乎替代她代表其命运，仿佛她照片中的“怪胎”是对自己心灵的一种隐蔽爆发的外化。“我想表达的是，不可能脱离其表进入到别人身体里。别人的悲剧并不等同于你的，只是有点相关而已。”然而，与此同时，“每一个差异都有相同之处……”，如果，像韦尔蒂所说，阿勃丝侵犯了别人的隐私，这样她也暴露出自己的痛苦和恐惧。1961年，在谈到她照片中的“怪胎”时，阿勃丝将他们描述为“那些在比我们所知更远的地方隐喻般出现的人，他们被信仰召唤，虚构出来，却不会被信仰驱动，每人都是真实梦想的作者和主角，在梦中测试和尝试自己的勇气和狡猾；这样我们才重新想知道什么是名副其实，什么是不可避免，什么会有可能，我们又会成为什么人”。1968年，她觉得她正“进行一些表面波澜不惊的地下革命”，这并不是没来由或哗众取宠，她的照片也暗示了自己的痛苦旅程。

在阿勃丝说想要拍摄盲人的同时，她也表示希望她曾拍到玛丽莲·梦露和海明威脸上的自杀表情。她说：“就是那里，自杀表情就在那里。”她对摄影的预言力量的笃信部分来自比尔·布兰特，后者则源自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布兰特评论了女演员约瑟芬·斯玛特（Josephine Smart）“悲伤的”眼神（他摄于1948年），并觉得“摄影师的目标应该是寓意深远的形象，在身体上和道德上都预言这一拍摄对象的全部未来”。虽然阿勃丝相信，“没有他人会见到某种东西，除非我在拍摄他们”，布兰特强调的不是他能看到什么，而是他能从木制柯达相机的镜头中看到什么；“我拍摄的是照相机所看到的，而不是我所看到的”。(10)与之类似的是，斯特兰德摄于1944年的著名的饱经风霜的佛蒙特州农民肖像《班尼特先生》（Mr. Bennett）。斯特兰德回忆道：“他死于六个月之后，那是他脸上的表情之一，虽然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所有这一切都让我们回想到阿勃丝所说的海明威和梦露，我们能从格德林拍摄的阿勃丝照片里，看出她后来会自杀吗？（就布兰特而言，格德林的相机可以看到阿勃丝脸上的自杀表情吗？）实际上，它的力量是否源自无法看见的什么？

阿勃丝对失明的兴趣是一种对于照片看不到的东西更为普遍的迷恋。在阿勃丝死前不久，她对其学生解释道，她已经“对清晰感到忧郁”，她清楚地意识到“我真正热爱在照片里所看不到的一切。一种生理上的黑暗，对我来说能够再次接触是非常令人兴奋的”。阿勃丝将自己这种对“阴暗”的兴趣的萌发归因于布兰特和布拉塞，后者甚至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