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铺展文化传承（第8/30页）

余秋雨先生在《远年琥珀》一文中说过：“文化如远年琥珀，既晶莹可鉴又不能全然透明。一定的沉色、积郁，即一定的浑浊度，反而是它的品性所在。极而言之，彻底透明，便无色彩和图纹存在，而没有色彩图纹，便没有文化的起点。”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慈禧太后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不得不颁布诏书，将各省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地普遍设立中小学堂。至此，中国一千多年的书院制度被人为地划上了句号。从书院的产生到发展、兴盛到衰落，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传承文明、传播思想与文化载体的书院，同文化传承有着难解难分的姻缘关系，它始终是封建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统治阶级既有调和，又有斗争，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教育主张和教学特色。用哲学的观点来解读，书院改为学堂，使中国古代教育和近代教育得以血脉传承，使中西文化得以交融贯通。所以，书院并没有就此灰飞烟灭，而是在这次“改制”中得以涅槃重生。

◎书院文化的复活

文化，在它的至高层次上绝不是江水洋洋，终年不息，而是石破天惊，又猛然收煞。最美的乐章不会拖泥带水，随着那种神秘指挥的一个断然手势，键停弦静，万籁俱寂。

——《奇怪的日子》

书院作为一种高级形态的教育和学术机构，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纵观我国历史，国势兴，则教育兴、学术兴。书院起源于繁荣的唐代，至宋代，达到了全盛时期，曾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无法比拟的贡献。然而在近代，书院被学堂所取代，历经了近百年的沉默。20世纪整整一百年，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了各种革命和运动的“否定”。可是，书院仍然是中国文化人心中永远抹不掉的记忆，仍然是中国文化人所向往的一个美好的精神家园。今天，人们又开始认识到它的价值，书院文化又在人们现代意识的觉醒下悄然兴起，象征性地对当今的现代教育制度进行反驳。

山东省作协主席张炜认为，书院的繁荣，是中国文化、政治和经济全面进步的标志。经济发展了，人们的文化信心便开始增强了，中国该怎样发展，如何发展，很多人开始回顾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去那里寻求资源。书院文化的内涵相当丰富，它是在书院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经过长期的传承与创新，形成了有别于传统中国其它文化内涵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的独特思想成果。

书院的出现使得传统中国的社会教化局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书院在传授对象方面是极为开放的，虽然书院在招收生员上有严格的名额限制，但书院教学是面向广泛的社会群体的，实行开放式的办学。而且在宽松自由的办学环境下，学术大师们集聚书院讲学，师生之间相互答疑问难、相互激荡提升，由此获得新的观点、思想，促进了学术创新精神的形成。书院已经发展成为以文化传播、普及为核心的社会教化的重要机构，这是它直接为社会服务的重要方式。在1901年，书院改制之后，胡适先生曾感慨过：“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有学者分析认为，今日的传统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等，基本上已经成为旅游景点，成为文物部门和旅游部门共同保护的单位，只有建筑存在，已不再进行学术研究和教育活动。岳麓书院则代表了焕发现代活力的传统书院，与现代教育相结合，招收研究生，主要研究的方向就是书院文化，并办有中国书院的辑刊，正在搜集各方面书院文化的典籍。

中国传统书院和学术是互动的关系，学术发展借助讲学，书院是相对自由的、不受约束、非体制化的讲学形式，自由活泼。当然，新的文化学术不是孤立的，它反映了社会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再度大量涌入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发展遭遇到了断裂处境，这使得一批知识分子及文化人士开始思考用书院这种方式，来实践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一种文化“对接”。在现代书院中，中国文化书院是一位实践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对接”的先行者。1984年，著名学者梁漱溟、冯友兰与北京大学哲学系张岱年、季羡林、汤一介等学者创办中国文化书院时，就吸纳了大批海内外学者加盟，而且与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建立合作机制，集中名家讲学，传承中国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