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铺展文化传承（第7/30页）

宋代经过连年战乱之后，官方所办的学校遭到了破坏，有名无实，而且国家还没有充足的力量来兴办学校，此时私学教育和启蒙教育得到了充分发展。学者们开始选择名山胜地建立书院，作为聚徒讲学和研究学术的场所。这种书院成为当时一种新型的教育体制，它的诞生是我国文化教育史上的一大转折点。从此，我国教育即呈官学、书院、私学三轨并行的体制。当时的大宋，可以说是一个繁华如梦的王朝，一个崇拜文化的王朝，正是那灿烂的文化造就了它的繁华，而大宋文化的根源就在于赫赫有名的四大书院：江西的白鹿洞书院、湖南的岳麓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和商丘的应天府（睢阳）书院。它们实际上已成为全国最有影响的学术中心，是大宋文化的缩影。宋代的书院大多继承了孔子办私学的传统，还承袭了其自由、开放的办学风格，成为中国民间自由学术思想的代表。

在各个朝代，最有活力的教育都是书院类型的私学，而当这些私学发展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往往因受到政府的认可和资助而转化成官学，而一旦成为官学之后，便往往失之了她的活力，最后趋于衰落，被其它新兴的私学取代。有学者将其称为“三部曲”，即私学由兴起，到转为官学，到最后衰落的三个阶段。以四大书院为代表一些的书院，其前身多为地方官或其他人私创，后来朝廷通过赐额、赐书、赐田和任命教官等手段加以控制，使其具有了半官办性质。随后因办学重点转移、财政困难、管理不善等原因而关闭。但也有很多书院在制度上，既吸取了官学与私学的经验教训，又采纳了佛教及道教讲学的经验，博取各家长处形成别具一格的特色，加之许多著名学者由官学转向私人书院、印刷术的发展为书籍的出版提供了便利条件等，从而使书院得到了更好的发展。

元朝统治时期，也非常重视教育，常常奖励学校和书院的建设。不但文化兴盛的江南普遍创建或复兴了书院，连北方也相继设立了许多书院，但其管理和讲学水平都很一般。到了明代，情况又有了改变。明代以官学结合科举制度，推行程朱理学，政府重点是办官学，提倡科举，所以不重视书院。从整体上说，书院处在一个发展的低谷，而这时也正是中国学术思想文化的低落期。程朱理学长期处于官方学说的地位，使它失去了往日的进取而流于僵化，而八股文的盛行更加重了这种僵化。到了嘉靖（公元1522—1566年）年间，以王守仁、湛若水为代表的理学思想家，以书院为阵地，发动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由此明代书院由衰到兴。更加值得一提的是，嘉靖、万历（公元1563—1620年）年间，中国书院东植朝鲜半岛，形成了几乎与李朝相始终的朝鲜书院制度，造就了其立国的文化基础。中国书院文化传播由此可见一斑。

清朝书院承袭明朝遗风。清初，政府一直奉行“不许别建书院”的禁令。直到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才准许各省创建书院，但一直实行严加控制的文化政策，加上文字狱的影响，迫使书院改变了最初的学术追求。多数书院都以科举为业，对学术的发展没有过多的增进，但书院的这种形式得到了迅速发展，普及程度有了较大的提高，影响了东南亚等一些国家的办学。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印度尼西亚华侨创建的明诚书院为海外第一所华人书院；其后，新加坡华侨也在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创建了萃英书院；美国的旧金山也在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建有大清书院。虽然这些海外华人书院与朝鲜等仿照中国制度建立的书院有所区别，但是书院已传播到中华文化领域之外，为促进世界文化的交流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