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探索中国文人（第17/19页）

李白的道家与王维的佛家不同之处就在于李白只追求自我，根本不回头也不低头，而王维总是微笑着回头或者低头看看。这也是两种宗教的区别，我们可以发现佛的形象总是高高在上，微笑着看着你的，而仙的形象总是飘在空中，仰着头，背对着你。

文人虽然也受到儒、道、佛思想的影响，甚至在他们失意之时为之追求过，这无可厚非，事实上，这恰恰更好的丰富了文人的精神领域。人的性情是复杂、多面的。他们的反省，是在自我人格完美上的体验，是在现实和理想中的生活方式的展示，这样的精神内化，更能体现出他们真诚的一面，似乎更具有文人的魅力！

韩愈的出现，打破了文人的思路，韩愈的复古思想和文人精神的要求，实际上是对儒、道、佛精神的批判，尽管他自己可能已经受到它的影响。韩愈这一思想的提出，完全是弱化了文人自我价值存在的体系，强化了文人的社会价值体系。他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对宋代文人。不同的人处于不同环境都会有自己不同的选择，任何东西都无所谓好坏，只不过是适合不适合自己而已。余秋雨先生在《寂寞的天柱山》中说道，“对于高品位的中国文人来说，佛道两教往往是他们世界观的主干或侧翼，因此这座山很有可能成为他们漫长人生的精神皈依点。”卡夫卡说：“除非逃到这个世界当中，否则怎会对这个世界感到高兴呢？”

◎隐逸人格的风度

中国文人中很有一批人在入世受挫之后逃于佛、道，但真正投身寺庙道观的并不太多，而结庐荒山、独钓寒江毕竟会带来基本生活上的一系列麻烦。“大隐隐于市”，最佳的隐潜方式莫过于躲在江南小镇之中了。

——《江南小镇》

余秋雨先生的许多作品，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传统文人的历史文化处境，“隐逸人格”也就成为其散文所探讨的重要内容，其中，《沙漠隐泉》、《庐山》、《江南小镇》、《寂寞天柱山》、《藏书忧》等篇章都塑造了高标出世的隐逸形象，或是表现了浓厚的隐逸倾向。中国文人这种隐逸人格的存在，与其所处时代的社会风气和自身的教育信仰密切相关。对精神的追求是中国传统文人在声色犬马之外的一个重要生活内容。怀抱济世理想的古代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遭遇挫折，因而心怀不满，或者对现实麻木不仁，进而或弃官、或隐居、或时官时隐。

有少数的文人确实是投身佛道之中的，如李叔同。但大多数的文人还是将佛道当成一种风雅的娱乐。他们往往淡出了政治舞台，却很容易地登上了中国文化的历史舞台，并承担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们在自己的艺术美创造中建构和显现了人格精神，同时他们在自己的艺术生产活动中体会和享受到了成功与超越的乐趣。他们喜欢同僧道往来切磋，如唐朝的白居易、王维、宋朝的苏东坡、辛弃疾等等。多与僧人交游，从这些高僧大德超凡脱俗的气质中受到启发，从而写下许多千古绝唱。名臣如宋代的王安石、元朝的耶律楚材，本身即是佛门居士，事出家人为师。

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佛学宗师慧远与庐山文化的形成有着不解之缘。慧远一生的弘法活动，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从出家到五十岁，他一直跟随师父道安，学道修行，风风雨雨几十年，由一个年轻的俗家才子，成长为一个品性高尚、学养渊深的佛教徒；五十岁时与师父在襄阳分手后，慧远在庐山结庐，创建东林寺，此后三十年，他迹不出庐山，与俗世相隔绝，一心向佛，使庐山成了江南的佛教中心，他也因而成为一个为天下人所尊崇的佛教领袖，慧远的名字同庐山一起传遍了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