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探索中国文人（第16/19页）

李白有一个不安定的灵魂，他有更高更远的追求，而政治上遭受挫折的愤怒仍然郁结于怀，功成身退的愿望难以实现。政治上的失意，使他思想中的消极因素有所滋长。他在失意的时候总是想到道教，想到炼丹隐遁，想到纵酒游历。他在求仙学道生涯中寻求精神寄托，并以此睥睨尘俗，傲视帝王。李白的失意不同于其他文人碰壁现实后的沮丧，而是一种蔑视群小、蔑视权贵的兀傲。他非常注重个人的感受，高兴就狂笑，悲伤就狂叫。我们可以发现李白很少有严谨的律诗，而且大部分用第一人称写诗，这就是他和道教所追求的那种对自身、对个性的解放和释放的表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以这两句诗一吐长安三年的郁闷之气。这种兀傲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道教思想与现实社会碰撞的结果。唐代的道教文化影响李白的一生，虽然没有使他“功成”，实现他“愿一佐明主，功成还旧林”的理想，却助他成为了一位伟大的“诗仙”。

开创了现实主义诗风的杜甫，被后人尊为“诗圣”，比李白小11岁。两人同为唐朝诗坛巨擘，但由于二人家世、文化教育信仰的不同，导致其性格气质和人生经历的不同，进而，他们的诗作风格也迥然有异。

杜甫的家世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他在《进雕赋表》里所说的“奉儒守官”，即他的家庭是崇奉儒家，遵守儒家道德规范的；二是他十三世祖杜预所说的“立功立言”。杜甫出生在这样一个有着诗书传统的官僚世家，其家风必然对他的思想和人生道路、诗歌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尽管至杜甫时，家道中衰，甚至于穷困潦倒，但他一直保持着家庭祖传的基因，坚持“奉儒守官”和“立功立言”的传统家风。他对儒家思想的信仰可说是相当执着的，堪称是儒家仁爱精神的一个杰出阐释者。“奉儒”就是要遵循儒家政治、道德、理想和观念，就是要忠君、爱民、济世、宗仰尧舜、实行仁政。杜甫的抱负和李白一样，都是要为官，干一番事业。他一生都在为实现尧舜的“仁政”而奔走着、呼喊着。儒家思想文化的熏陶使杜甫形成了积极用世、仁爱、广博、宽厚、忠慈的性格和襟怀。而当他的忠君、济世的仁政理想不能实现的时候，他又变得那么激昂与深沉、忧患与恻隐。这就使得儒家的仁者情怀与关注民生疾苦的精神统一于杜甫的身上。儒家思想文化和特定的社会人生际遇使杜甫只能永远是直面现实人生的伟大诗人。

杜甫信儒，李白信道；杜甫近人，李白似仙。这两种宗教都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都是从关心人文出发的，两者之间的不同应该是道家比较注重个人，也就是个体的关怀，而儒家更注重对一个群体关怀。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始终以儒家的为主，道家为辅的原因。

余秋雨先生在《千年一叹》中说到：“中华文明对外来文化的最大吸纳就是佛教，但在吸纳过程中表现了自己的文化选择。”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后，渗入了中国本土的道家思想，使之成为包含道家思想的佛教。经此中国化的佛教在中国弘扬光大，千余年来成为许多文人墨客的宗教信仰。期间经历代高僧大德的弘扬提倡，许多帝王卿相、饱学鸿儒也都加入了这个行列，也使得佛教教义深入社会各个阶层。佛家经典中的哲学以及系统分明的心理分析，许多是儒、道学说所未涉及的，因而大大开了文人士子之茅塞，备受人们欢迎。唐王朝吸取前人治国的经验，对各家学说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七世纪二十年代，高僧玄奘曾西渡流沙，越葱岭，千辛万苦到印度取得真经，使得诸教并容，鼎足而立。

在唐代诗坛上，王维是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大诗人，不仅如此，他同时又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王维受家庭影响，早年即笃信佛教，平生亦虔诚奉佛，素服长斋。他的诗画艺术成就与其较高的佛学修养是分不开的，故世有“诗佛”之美誉。王维在仕途上不是很得意的，内心极为痛苦的他“心中常欲绝，发乱不能整。”（《林园即事寄舍弟沈》）在这理想破灭的严酷现实面前，他既不愿同流合污，又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对于这个正直而又软弱，再加上长期受佛教影响的文人来说，要想摆脱这种痛苦，很容易就会从佛教中去寻求解脱。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此时的他只得用佛教的“空”理来消除内心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