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老胡同1号（第7/9页）

一个夏日晚上，轮到我们家在传达室值夜班。看大门的伍大爷被扫地出门——据说是逃亡富农，被遣返回乡。他黧黑瘦高、秃头、背微驼，身着白粗布褂黑缅裆裤，如同收进布袋里的弓。他一口河北口音，嗓门特大，后来几个看门的即使用扩音器，都无法相比。

就在那天深夜，一个住2号楼的少女向我哭诉。天一亮，她和家人就要被押上火车，永远不准再回北京。在红卫兵的通令下，近十万北京居民被遣返回原籍。在昏暗的灯光下，她嘤嘤哭泣，晶莹的泪水沿面颊滚滚而下。

血雨腥风的夏天过去了。

“文革”给民主党派带来实践民主的机会。民进中央连同司机勤杂总共二十来号人，按民主的游戏规则分成两拨。父亲忙着写大字报，打笔仗，乐此不疲。他刷标语时从梯子上掉下来，摔断了右手，住进积水潭医院，医生护士也忙着打派仗，手腕骨好歹接上了，却是歪的。

在“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主旋律中，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变奏：收集纪念章、打鸡血、甩手疗法、养热带鱼……平安里丁字路口有个毛主席纪念章的集市，以物换物。我怀揣几枚纪念章，混在人群中，想换个碗口那么大的，但人家根本不屑一顾。父亲从派系斗争中急流勇退，开始攒半导体收音机。

当时主要燃料是蜂窝煤。原来由煤铺工人蹬平板三轮，挨家挨户送货上门，赶上“文革”，工人造反了，不再为资产阶级服务，一筐筐蜂窝煤就卸在楼门口，各家自己想办法。一筐蜂窝煤六七十斤，无壮劳力的人家傻了眼，那阵子招女婿，估摸先得过搬蜂窝煤这一关。

趁“文革”之乱，一家废品收购站连同各种破烂，悄么悄地侵占了大院东头的篮球场，后来证明是极有远见的：六十年代末的全民大迁徙带来无限商机。我和一凡去废品收购站，拦截顾客，筛选要当废纸卖掉的旧书；甚至用介绍信蒙混过关，直接钻进废纸堆里淘宝。

在全民大迁徙的同时，北京开始挖防空洞。大院又大兴土木。首先遭殃的是那些钻天杨。全部被砍倒运走，光秃秃一片。

十

三不老胡同1号楼去人空，门可罗雀。废品收购站也随之生意萧条，一度洪水般泛滥的破烂，变戏法般缩进几个箩筐中。

一九六九年春，我被分配到北京第六建筑公司，去河北蔚县开山放炮。一年多后，工地转移到北京房山的东方红炼油厂，每两周大休回家一次。

我家成了聚会的中心。拉上厚重的粗布窗帘，三五好友，读书、写作、饮酒、听音乐，当然还有爱情。我们的行踪，早在大楼居委会的监视中。一天夜里，一凡在家冲洗照片，红灯和放大机的闪光被当成特别信号，“小脚侦缉队”立即报告西城公安局，警察破门而入，一无所获，最后没收了一摞黑胶木的古典音乐唱片。

我们把男高音康健请到我家。他头大如斗，脸色红润，像一轮夜里的太阳，照亮坐满小屋的客人。他笑起来会震得玻璃哗哗响。待他高歌《伏尔加船夫曲》，满堂失色，据说三五里外都能听见那警世洪钟：“踏开世界的不平路……”

几年后，楼里的男孩女孩，插队的、兵团的、参军的、劳改的，各色人等都陆陆续续回来了，我和济年也一同从沙河五七干校回到了北京，唯独珊珊没能回来……（摘自母亲的口述记录）

沙龙不得不转移阵地，我们用自制的假月票到荒郊野外聚会。

七十年代初，振开刚二十出头，已开始动笔写诗写小说。他常常请病假在家，把厨房作为书房，关起门埋头写作。有时我半夜起来上厕所，厨房里淡黄色灯光还亮着……（摘自父亲的笔记）

通过父亲，我结识了1号楼的冯亦代伯伯，再通过他结识了更多的书和人。我常到他家小坐。冯伯伯笑眯眯地握着烟斗，思路和烟缕一起上升。穿围裙戴套袖的冯妈妈，奔忙于炉灶与字典之间。她几乎失明，开门时从厚厚眼镜片上迷茫地看着我，然后手持放大镜，帮冯伯伯锁定某个词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