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爷爷奶奶（第6/12页）

基辅餐厅在翠微路的一个地下室里，晓龙叫我先找水利医院，说这餐厅就在水利医院对面。开车拐进那条路，才想起水利医院就是大大去世并且停尸的那家医院。大大胃疼去水利医院看急诊，坐在大夫对面的椅子上滑到地上，再也没醒过来。这是两年前夏天的事，那天是周末，你正在奶奶家等我们回来吃晚饭。

基辅餐厅很大，至少两三百平米，铺着光滑的木地板，中间留出一块很宽敞的地方给客人跳舞，但是一抬头天花板是漆成橘红色的混凝土框架。这餐厅吸引客人的不是饭菜，是一支由乌克兰国家歌剧院演员组成的演唱组合，他们在这低矮扁平的地下室里唱前苏联的革命歌曲和意大利咏叹调。来这儿的客人都是中年人，有俄罗斯情结的。我们旁边紧挨的两桌男女都会讲俄语，跟着演员的每一首歌合唱，演员休息的时候他们就自己唱，很陶醉而且忘形。点点姐说，好容易翻篇儿过去的情结又被迫找回来了。

那几个乌克兰歌手也是上了年纪的人，有两个完全是老头，其中一个仪表堂堂满头银白发像叶利钦时代的叫什么梅尔金的总理，另一个脸颊和下巴也都耷拉了下来。他们穿着前苏联的军服，有一个上校、一个中校，一个穿裙子的女中校，还有一个元帅，排成一排唱《国际歌》。那个穿元帅服的老头最不正经，一边唱一边朝女士挤眼，还嘬着嘴唇吹口哨。点点姐说，俄国人两杯酒下肚就这个德性。我们知道乌克兰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只是习惯地把他们统称为俄国人。

军官们在我们桌旁唱了几乎所有我们叫得上名儿的苏联歌曲《山楂树》、《喀秋莎》、《列宁山》、《小路》、《三套车》什么的。我点了首《华沙工人革命歌》，这是我觉得最无产阶级最有暴动气息的歌，一听就仿佛看到彼得堡积雪的街道，扛着长刺刀步枪的武装工人排着队迈着沉重的脚步去推翻政府。这歌里有反抗压迫昂然赴死的气魄，我这种已经成为新资产阶级的人听来仍有所触动。我对点点姐说，看来革命先烈的血是白流了，每一滴都白流了。

我克制着自己的感动，因为我觉得这波动不合时宜，也很无聊。点点姐问起一个我认识的以作品具有正义感出名的作家“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说至少他自己认为自己“是真的”。我说了我的观点，当一个人民的同情者——我们用的是“道德家”这个词，是不能光说说的，自己必须过最贫困的生活，把一切献出来包括生命。晓龙说，他认为切·格瓦拉够格。我说我还是觉得甘地、马丁·路德·金更像。我们聊了几句毛，我们都很熟悉他的悲剧，他用暴力铲除不平等和社会不公，有一刹那他做到了，接着他越过高点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有的时候我想，这是不是个人品质问题，他有没有机会避免这个结果？比较倾向这无关个人品质，在这种时刻和氛围他没机会。

接着我发现自己开始暗暗不快，有一点阴郁悄悄爬上心头像一只黑甲虫。我开始找这阴郁的源头，也是一个回忆，两年前在另一间叫“大笨象”的俄国餐厅，我和这同一圈朋友在那儿喝酒，也有一支俄国乐队在那儿演出，不过是支电子乐队。我们喝的是“安特”，安徽伏特加，玉米酿的，口味清冽，我个人认为比这次喝的“斯米尔涅夫”还可口。我们一桌人有六个喝醉了。小明姐一直在哭，她丧失了现实感，以为是在小时候，那时她妈妈遭到关押，她吃不饱饭。她哭着央求坐在她旁边的每个人，要他们答应让她吃饱，并且不断地说，我饿我饿呀。那天晚上有一个人，是我的一个朋友，(此处删去一行字)我不知如何反应，因为能反应的都反应过了，这是一个我无能为力的现实，我喝了很多酒但又无比清醒地看着这个现实，就像……就像……我也不知道像什么——就像等着锅里水开煮自己。我想你大概不要听这个故事，这是一个肮脏的故事——我是指我，我在这个故事里表现得十分不光彩就不在这儿跟你讲了。总而言之，这天的气氛和那天的气氛表面极为相似，我有点高兴不起来了，我想，坏了，以后我再去俄国餐厅都会有心理负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