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 书里的女人与女人的书（第15/25页）
我们发现，到了19世纪前半叶，女人写的书已占据了书架的好几层。但是，每当我浏览这些书的时候，总要自问：为什么几乎全是小说？因为我们知道，最原始的创作冲动是想写诗，真正的「诗歌之父」就是某个女人。所以，无论在法国，还是在英国，都是先有女诗人，然后才有女小说家的。此外，当我看到那四个响亮的名字时，我又想：乔治·爱略特和艾米莉·勃朗特，她们两人有哪一点相像？夏洛蒂·勃朗特和简·奥斯汀，她们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除了她们四个人都没有孩子这一点相同；可以说任何一个房间里的任何四个人都要比她们相像——要是她们四个人在一起谈话，那情景可真古怪极了。然而，不知出于什么缘故，当她们四个人写作时，却不约而同地写的都是小说。于是我又自问：这会不会和她们都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有关？会不会像艾米莉·戴维斯小姐在她们去世后不久便证明的那样，因为在19世纪早期的中产阶级家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房间？因为一个女人要写作，如果不得不到全家共用的起居室里去写的话，那她总要受到干扰而不得不中断的，就像南丁格尔曾抱怨的那样，「女人从来就没法说有半个小时是属于她自己的」。不过，说得说回来，在起居室写散文或者写小说，总比写诗或者写戏要容易一点，因为不需要那么集中精力。简·奥斯汀一直到死都是这么写作的。「她能这么做真是令人惊讶，」她的侄子在回忆录中写道，「因为她没有自己的书房，大多数时间只能在共用的起居室里写作，而那里不断会有各种各样的干扰。此外，她还得小心翼翼地不让佣人或者客人，还有家里的其他人，知道她在做什么。」她总是把小说稿藏起来，倘若正在写的时候有人进来，她就赶快用吸墨纸把稿子盖住。还有，在19世纪早期，一个女人所能获得的文学经验，大凡还只能靠她自己去观察他人的举止，分析他人的个性。而几百年来，女人的情感一直受家庭起居室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在家庭起居室内培养起来的。他人的行为举止给她们留下深刻印象。在她们眼前出现的，往往是人们的个人交往。所以，当中产阶级家庭出生的女人开始写作时，便很自然地写起了小说。我们刚才说到的那四个有名的女人，其中至少有两个其实从本性上说并不适宜于写小说——艾米莉·勃朗特理应写诗剧；乔治·爱略特理应在历史写作或者传记写作方面施展才华——但她们最后还是成了小说家。
我从书架上取下《傲慢与偏见》，心里想：女人不仅写了小说，还写出了优秀的小说。我说《傲慢与偏见》是本好书——这大概算不上是在吹捧女人吧，男人没理由觉得不舒服。不管怎么说，简·奥斯汀在写《傲慢与偏见》时若偶然被人发觉，是本不应该感到羞愧的。然而，她却为起居室的门会嘎嘎作响而�兴，因为她可以在别人进来前把手稿藏起来。在她看来，写《傲慢与偏见》有点不光彩；而我想知道的是，假如她当初并不觉得有必要把手稿藏起来的话，《傲慢与偏见》会不会写得更精彩呢？
为了证实一下，我读了一两页，却没有发现任何迹象可以表明，当初的写作条件对她的作品产生了不利影响。也许，这就是《傲慢与偏见》的令人惊异之处。竟然有这样一个女人，她在1800年前后就能心平气和地写作，不怨恨，不哀诉，不恐惧，不愤怒，也不说教。我看看《安东尼与克莱奥佩特拉》，心里想：莎士比亚也是这样写作的；而人们常把简·奥斯汀和莎士比亚相提并论，意思就是说他们两人都不固执，没有任何想不通的东西；正因为这样，不了解简·奥斯汀，也就无法了解莎士比亚；正因为这样，简·奥斯汀就在她所写的每一个字里，莎士比亚也同样如此。如果说简·奥斯汀因环境影响而有什么局限的话，那就是她过的是一种非常闭塞的生活。那时女人要想单独出门都是不可能的。她从不外出旅行。她从未到伦敦乘过公共马车，也从未一个人在饭店里吃过一顿饭。不过，这是简·奥斯汀的天性也说不定，也许她生来就不喜欢新鲜事物。她的天性正好和她的环境完全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