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第5/11页）

这些激烈的言辞使得郎咸平感到有必要划清界限，表示自己与其完全无关。郎咸平的问题是，他主张不搞产权改革，不承认国企存在的问题，认为国企经营得很好，效益不比民企差，他为了证明这一点，使用了国有垄断性行业在香港的上市公司的数据，因此没有什么说服力。他后来又说，国有企业应该改革，只是应按他所总结的“青啤模式”进行。这样双方在大方向上就没有太大差别了，只是强调和侧重点不同。

可以说，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并不持市场至上和不要公正的观点，可以把他们的立场归结如下（事实上他们从来都是这样表达的）：一是坚决主张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以形成最终能防止权力参与掠夺的机制；二是批判现行改革中严重的不公正，要求规范市场经济体制，排除权力的干预；三是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和当务之急是立即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作为对比，可以把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分歧理解为：（l）前者提倡并力图推动市场经济，大谈规范的、较为理想的市场经济的好处，包括理想的市场经济对实现社会公正的根本好处，而后者主要谈市场经济的弊害；（2）前者批判现行的权力主导的改革，但没有断定目前改革的性质就是赤裸裸的掠夺和抢劫，而后者对现行改革的批判要严厉得多，基本上是持全盘、彻底否定的态度，甚至主张不改革；（3）自由主义者有一个宪政民主的目标和纲领，而新左派没有表现出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兴趣。

有一个情况很有趣，身居海外、自称原教旨主义和纯正的新左派的陆兴华认为，在没有民主宪政、法治框架、民意表达和民众参与的情况下，谈论和争论目前的国有资产的产权改革，是极其困难的，甚至是没有意义的。他指出，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显而易见，这种立场从思想到语言都是标准自由主义的。

这场论战使得所谓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的区分明显起来。显然，两种牌号的自由主义既分享某些重要的理念和价值（比如个人自由、法治、政府权力的制衡、市场经济），又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有区别（比如对现实的批判态度，对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的重视）。而以前新左派在论争中的做法是，以经济自由主义中那些遭到垢病的主张为靶子，攻击政治自由主义。可以说，这种混同基本上是有意的。例如，我多年前就对经济自由主义提出批评：“有人（比如有个别经济学家）把适用于理想市场条件下的学说、理论、概念、公式用于分析当前中国经济问题，而无所不在的权力干预，多变的政策使他们的研究纯属纸上谈兵。有人把中国的民主进程等同于中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认为除了等待这个阶级的壮大之外不能做其他任何事，他们对于民主的意愿和参与，不是抱怨，就是咒骂……在中国，确实有人认为市场化就是私有化，以加快改革步伐为借口肆无忌惮地化公为私，把改革的成本和代价全推到普通人民群众身上。可能有少数自命为自由主义者的人支持或默认以上言行，但真正的自由主义是与此格格不入的。”6

曾经有人主张，根本不应承认经济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大力主张市场经济的学说应该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品种，它在论证和推动市场经济方面的作用不容否定。老左派以批判新自由主义为名对它大肆批判，从2005年夏季开始在经济学教育和经济学教科书领域中的清算，说明经济自由主义的正面作用不容否定。

四 自由主义、新左派与传统和文化保守主义

在20世纪90年代的后半期，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是民间思想舞台上的主要角色，形成二元对立。而步人21世纪后，国学热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发展势头很猛，文化保守主义大有后来居上的意味，二元对立变成了三角关系。认真说来，国学热在90年代上半期就出现过，但在老左派正统思想的警告和讨伐之下仓皇退却、无疾而终。这一次情况不同了，2004年由于“读经”口号的出现以及《甲申文化宣言》的发表和其他事件，有人把这一年命名为“文化保守主义年”。2005年发生了一系列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学说有关的事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