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第4/11页）

一位媒体人士的观察和评论很说明问题：“孙志刚案对自由主义的时评写作，确实是一个基督复活的日子。在孙志刚案之前，属于自由主义的时评基本在网上，该案之后，自由主义者规模地占领了新闻媒体的时评写作，例如秋风和王怡成为《新闻周刊》的主力。”5

三 认识改革：令人尴尬的两难局面

中国的改革行进了将近30年，从综合国力的角度，从GDP的账面数字看，它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但从道义和人心看，它相当失败。官员一管理者曾经是改革的阻力，现在则成了动力，因为他们“近水楼台先得月”，体会到了从公有制到私有制的转变对他们不是威胁，而是机会，是寻租、进行权钱交易的机会；而对那些坚持道义立场和承担改革代价的人来说，从20世纪末起，改革的乌托邦就不断破灭，现状令人难以忍受。

从2004年6月起，郎咸平公开批评海尔、TCL和格林柯尔三家公司利用产权改革侵吞国有资产，引起媒体和民众广泛关注、经济学界的各种反应和企业界的强烈反弹，引发了又一轮关于国企改革的争论。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是当今改革的重头戏，但在这个过程中，掌权者一管理者私分公有财产，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下岗工人处境悲惨，从而产生社会不公正的问题。从媒体（包括网络）反映的民意看，支持郎咸平的意见是一面倒，那些批评郎咸平的学者受到很大责难。总体上说，新左派大力支持郎咸平的意见，而主张市场化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则站在郎的对立面。但细致观察和深人分析之后可以发现，不能简单化地把支持还是反对国企的产权改革说成是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对立。

经济学家张维迎的反应被视为经济自由派的典型立场，他强调要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他说，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的过程，“只要有人赚钱，就一定有人吃亏”的观点是极具误导性的；不能看到买国有企业的人赚钱了，就说国有资产流失。他认为更严重的问题反而是政府部门对私人资产的侵吞，不能因为会出现国有资产流失的可能，就终止国有企业的改革。他特别强调改革的时间价值，在回答“可不可以把产权改革的步子放得慢一点”时，他说：“现在很多政府官员害怕承担责任，他并不是真正害怕国有资产流失，而是害怕承担国有资产流失的个人责任，所以很多改制方案他能拖就拖。就好比，这个西红柿放着放坏了，我没有责任。但如果这个西红柿卖了，而人家说我卖便宜了，这是要承担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的，那肯定就不卖了。难道我们现在还要国有资产就这样子流失吗？”

在2004年8月底举行的“国资流失与国有资产改革”研讨会上，新左派经济学家左大培、杨帆等与郎咸平一同出现，并且在郎咸平发言之后，相继发表了言辞激烈的“挺郎”观点。9月底1O月初，“挺郎”派通过网站做出一系列强烈表态，被形容为国内本土派、实践派、非主流经济学家出面集体支持郎咸平，一举改变了郎咸平孤军奋战的局面，将“郎顾之争”引向社会大讨论的阶段。有人说，从1997年以来人们普遍感受到所谓国企改革实际上就是国有资产的廉价大转移，是将50多年来广大工人和干部用心血和汗水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廉价转移到极少数现任企业和地方、部门的领导手里；说得直白一些，就是一些官员和企业家在合伙盗窃国有资产。还有人说：“我们不仅需要中国的普京，严厉打击那些掠夺人民而致富的富豪，我们更需要真正的清算：对那些借‘改制’掠夺人民财产的人进行清算，对那些推行权贵资本主义的贪官污吏进行清算，对那些有意识支持掠夺人民财产的人进行清算。不能再宽容他们的掠夺罪行，要把人民的财产夺回来，把人民的权力夺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