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史、学术史到思想史（第7/14页）

首先，知识分子处境的变化，也造成了思想的困境。官方政治意识形态的渐渐隐身化，使得批判仿佛缺乏“他者”或“对象”, 90年代以来的知识人逐渐分化（一部分成为上层，如富商、明星，蜕变为既得利益者；一部分成为官员，或温和的批评者甚至是积极的建言者；还有一部分则转型为教授，成为专业学者或技术专家而远离社会批判），也使得批判失去了真切的动力。29其次，知识分子不得不采取鲁迅所说的“横站”方式，即面对两面压力，坚持两面批判，一方面回应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一方面抵制市场意识形态引出的世俗诱惑，这比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要困难得多。再次，随着“全球化”日益成为事实，思考问题的视域不得不扩大，以警惕现代性为理论表述的，强调个别性的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取向，以及由反抗国家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而激发起来的、强调普世性的自由主义取向，彼此对立与论争，于是便造成“选择的两难”。

在这个充满变化的新时代中，文史学界也有了很多新问题，让人们感到很困惑，在这些问题中有很多仍然需要文史学家去思考。比如，（l）对于古代中国文明的整体估价和感受。大家过去会强调它对文官制度的建设、对社会流动的推动，或者强调它的缺乏制度与专制集权，可是，现在由于有了对欧洲历史背景的警惕和所谓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的理论，似乎觉得这些原本简单的评价有些不太对头了。（2）对于古代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比如强调礼乐制度和家族习惯的特点，重视对内在超越的追求和对道德理性的推崇，五四前后对这一特点的批判和评价，大多是负面的，而科学技术以及科学理性的缺失，明清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逐渐落后，过去也是被反省的，可是现在不同了，借助西方“现代性”的自我反思和后现代理论的瓦解，追随西方新思潮的人们觉得，中国传统也许正是西方文化的“解毒剂”，而明清时代如果不是帝国主义的掠夺，可能就是“世界东方的一盏明灯”和“世界经济的中心”，这使得一切本来自明的历史变得不明确了，历史的追索和对当下的思考，也由此连在一起。（3）对于王朝国家的确定性和正当性也有问题了，比如研究历史以“中国”作为当然的空间，可是，在超越民族国家和跨区域研究的潮流中，现在也有问题了。（4）还有很多天经地义的前提或预设，都需要质疑了，比如向着现代化方向的历史路向，五个社会阶段论与历史分期，中国与西方的“冲击一回应模式”、新民主主义论中的反帝反封建主题，在现在的理论潮流中，基本都被看成线性历史观的产物，现在都有人质疑。

这些疑问不仅很多，而且很严厉，它瓦解了原来既定的思想和价值，也挑战着政治的合理性和制度的合法性。可是由于在中国，政治性的话题很难在公开的论坛表述，制度性的问题主要被官员垄断，而从晚清到五四，一直到80年代文化热，知识界习惯性的方法仍是林毓生所说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知识界最容易选择，也是最擅长的一种路数。因此，面对这些复杂的问题，一些学者试图从历史中寻找其来源与取向，对当下的这些新状况作历史的解释，因此，学术界出现了从文化、学术到思想的转向，或者说，出现了与西方学术界很不同的取向，正如最开始我们说的，如果说，中国学者一直模仿的西方历史学界逐渐从思想史转向社会史或新文化史，那么，在1990年代中期的中国，则出现了很强烈的、至今持续的“思想史热”。

四 思想史的成立与变化

在近十来年的中国，思想史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渐渐成为热门的。